过年，是传统节日中最为隆重的一个节日，是一个阖家团圆，辞旧迎新的日子。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每到过年的前夕，远在他乡的游子都会想方设法回到故乡与家人团聚，可以说，过年时中华家文化的集中体现。而关于过年的由来，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但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大概就是说有一种叫做“年”的怪兽，非常凶恶，每隔365天就会出来为祸人间，吞食百姓。百姓们为了驱逐年兽，想尽了各种办法，最后用了鞭炮爆竹驱逐了年兽。为了庆祝驱逐年兽，这一天就被称之为过年，还会放鞭炮爆竹庆祝。和这个传说相类似的，还有除夕。不过，在中华的传统文化中，过年这个习俗倒不是因为年兽，而是与庄稼收成有关。《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的：年，谷熟也！而《谷梁传》则说：五谷皆孰为有年，五谷皆大孰为大有年。换句话说，在中华的传统文化中，过年应该是庆祝上一年和祈祷下一年五谷丰登的一个节日，与年兽之类的怪物没有什么关系。的汉字很大一部分都是会意字，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年的甲骨文可以看出过年这一节日原本的含义。年的甲骨文，上面是一株麦穗，下面是一个人，合起来就是一个人把成熟的麦穗扛回家，意为五谷丰登之意。而在金文中，则更加明显，上面那株麦穗都已经沉甸甸的弯了头。而随着时间的年前，年的字形早已变化的失去了其本来的含义，而过年这一节日，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明朝的黑科技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火器比较厉害，当时的红夷大炮不仅射程远而且威力也较大，是大明攻城拔寨比较先进的武器，后来也装备了火枪队，那时明军装备的火枪队就不怕刮风下雨，只是到了大清朝以后，反而不如外国了。天启元年，明朝储存的火药库发生了大爆炸，当时受伤和死亡的人数不计其数，可见当时明朝对火器的使用已经是非常的依赖。其次就是海上的发展，历史上明朝是闹最为猛烈的时代，戚继光也是以抗倭而名垂青史，那时候生产的木制军舰还是很厉害的，航海技术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在郑和时期大明就拥有了一支庞大的舰队，这比欧洲的海上强国还要早。随着火器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一些用来防御作战的热兵器开始出现，如明朝使用的火箭发射车、三眼铳、水雷、地雷等已经开始运用，各种别出心裁的火枪火炮也曾大量使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曾谈到过石油的开发和利用，这也是迄今为止我国最早利用石油的证据，由于受到技术原因，大多是地表渗透出来的一些石油，即使后期的开采，产量也是有限。明科学家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就记载了不少科学发明和应用，全书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部主要以“谷物、豆麻的栽培和加工方法，蚕丝棉苎的纺织和染色技术，以及制盐、制糖工艺等”。中部则包括砖瓦、陶瓷的制作，车船建造，金属铸锻，煤炭、石灰、硫黄、白矾的开采和烧制，以及榨油、造纸方法等。下部主要概述了金属矿物的开采和冶炼，兵器的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等。遗憾的是，这本珍贵的书籍，居然在清朝统治的三百年内居然失传了。还是后人在英法德意奥和日本这些国家的图书馆里发现了翻译版本。
大清气数尽，帝王将相有种乎？群雄争霸天下無主的年代，敢挑战旧制度，评什么他坐天下我就不能坐天下，敢说不字的人群接杆而起。鲁迅恰好生活在那个乱世年代，受其影响，反旧的思想当然反孔啦。只有道家，黄帝，玄女。大周，姜尚。大汉，张良。三国，孔明。唐朝袁李。大宋，苗师。明朝佰温，鬼谷子兵法计谋文化受欢迎，孙武谋道之类。佐成霸业，.挑战群雄争霸，另立霸主皆妖道。而不是老子文化的守弱不争明哲保身。
百善孝为先。在传统文化中，丧礼制度以三年为限，至今有的地区农村仍然保持着这一习俗，如家中有了丧事，三年内不贴喜联、不举办喜庆活动等；三年之内，对去世的老人，每年到祭日都要去祭奠，三年后才真正除孝，一切恢复正常。这一礼制是好是坏，历史上多有争议，也多有修改，但时至今日，仍然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世代延续下来，这不能不说，中华民族重礼仪遵孝道、讲亲情的伟大仁爱胸怀源远流长。没有时间去查证丧礼守孝三年定于何时，但源之周礼该不会有大错。在历史上，一个王朝巩固稳定后，都要修订礼制，这是治国安邦的一个根本大计，其中丧礼制度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古人也曾问过为什么把丧礼定为三年，但很少有很确定的答案，最明确的要算是孔子的回答了。一个叫宰我的人曾就此事求教于孔子，他认为三年之丧时间太长，应以一年为宜。孔子回答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意思就是说，儿女生下来三年后才离开父母的怀抱。所以，父母去世，你守三年丧礼是在情理之中，天下都是这样做的。这个说法虽不是很圆满，但理是通的。以在父母怀抱中的时间来定守孝的时间，符合中华民族慈善仁爱的文化精神。西汉时期的汉武帝末期，特别是到了汉文帝时期曾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把三年改为三天，一天算作一年，而且以身作则，从自己改起。公元157年，汉文帝在未央宫驾崩，他生前对如何办理自己的丧事曾留下遗诏说：“朕听说：天下万物的生长，莫不有死；死，是天地间的规律，是万物的法则，怎么可以过分哀伤呢！当今之世，大家都赞美生而厌恶死，所以厚葬以至于家业破败，服丧以至于损害身体，朕非常不赞同。朕既缺乏品德，对百姓没有什么帮助，现在死了，再让臣下百姓长期服丧哭祭，忍受寒暑之苦，使天下父子哀痛，老人伤心，饮食减少，祭祀废止，加重朕的失德，朕怎么对得起天下呢！朕有幸获得保护宗庙的机会，以渺小之身即天子之位，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靠上天的神灵，社稷的福佑，四方安宁，少有战事。朕虽不聪明，但总是担心自己的行为给先帝的美德带来羞辱，惧怕年长日久，因失德而不得善终。现在幸而享尽天年，得以供奉在高庙，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朕诏令天下的官民：遗诏到达后，哭吊三天，就都换下丧服；不得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应办理丧事而穿孝服的，不要光着脚；头系的麻巾，脚扎的麻绳，都不要超过三寸；不要把丧服套戴在车辆和兵器上；不要组织百姓到宫中哭吊；应到宫中哭祭的，在早、晚来，各哭十五声行礼完毕就退出；不是早、晚哭祭时间，不准擅自前来哭祭；下葬后，大功服十五日，小功服十四日，纤服七日，然后换下丧服。其他未在此诏令中规定的，都参照此诏令去做。布告天下，让人们明白朕的心意。霸陵山川都保留原状，不要有所改变。把宫中夫人以下直到少使都放回家。”据史书记载，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没有增加，有对百姓不便的，就废止以利于民。他曾想兴建一个露台，招来工匠计算，要花费一百斤黄金，于是说：“一百斤黄金是十户中等人家财产的总和。我奉守先帝的宫室，常常害怕给先帝带来羞辱，修露台干什么呢!”平时只穿黑色的粗丝衣服，所宠爱的慎夫人，衣服长不及地面，所用帷帐不刺绣花纹， 以表示简朴，做天下人的表率。修建霸陵，都用陶器，而不用金、银、铜、锡作装饰，依凭山势，不建高大坟堆。吴王刘濞托病不朝，赐给他几案手杖。朝臣袁盎等人劝谏往往言辞急切，文帝也常常采纳。文帝专心以德政教化百姓，所以天下安宁，家给人足，后世君王很少能比得上他。汉文帝这一改革，使其后乃至东汉、三国时的丧礼制度基本上以简约为主，守孝时间很短。到了西晋武帝时期，在司马昭的丧礼上，经过朝中多次争论，又恢复到守孝三年上来。事情是这样的：司马昭死后，他的儿子司马炎继承王位，不久便迫使魏元帝曹奂将帝位禅让给自己，当上了皇帝，并追封司马昭为文皇帝。一开始，对司马昭的丧礼，朝臣和百姓都是依照汉文帝以来变通的规定，守孝三天，三天后除去丧服。葬礼结束后，皇帝也除去丧服，但依旧戴着无彩饰的帽子，吃着粗食。由于司马炎哀伤过度，加上吃得不好，不久就形容消瘦，衣食、精神仍同居丧守礼的人一样，打不起精神来。这年的秋天，农历八月，司马炎要去拜谒崇阳陵，群臣进言劝阻，说现在虽然入秋，但暑气还没有降下来，皇帝再到陵地去，悲恸不已会损伤身体。司马炎说，我能够去瞻仰陵墓，体质自然会好的，又下诏说，汉文帝不让天下臣民服完丧服，是帝王谦和的心意，我要去拜见陵墓，不穿丧服怎么能安心?当时商议仅晋文帝着丧服前往，群臣衣着照旧。尚书裴秀为此上奏说，陛下已经除去丧服，而又重新穿上，义理上没有依据。如果君主穿丧服，而臣子们不穿，是不敢心安的。司马炎为此又下诏书说，我现在最忧虑的是情感上不能时刻想念先人，何必在乎穿什么衣服？各位臣子十分诚挚的心意，哪能随便相违背呢？关于丧服的争论也就停止了，但关于丧制的讨论仍在继续。中将军羊祜对傅玄说，三年的丧服，即使是尊贵的人也应该服完，这是礼制。现在主上十分孝顺，虽然勉强让他除去丧服，实际上还在实行丧礼。如果能因此而恢复先代圣王的礼法，不也是很好吗？提出借此机会恢复守孝三年的制度。傅玄说，以天数来代替年数的做法，已有几百年了，现在忽然之间恢复古代礼法，难以行得通。羊祜又说，为能使天下所有人都依礼制行事，姑且让主上遂其心愿服完三年，不也强过现在的丧制吗？傅玄说，如果皇帝不除去丧服而天下臣民却除去丧服，这是只顾及到父子的礼法而忽视君臣的礼法。到了这个月二十二日，群臣又上奏，请求皇帝改换常服，恢复平日饮食，司马炎又下诏说，每每怀念冥间先人，却不能服完居丧之服，心中因此十分沉重。何况又要制的稻米，穿华美的衣服，这更激发心中的悲哀。我本出生在儒生家庭，传述礼法时间长久，怎么会忽然间就改变哀思父亲的孝心？听从各位的话已经够多了，你们可以体会孔子回答宰我的话，不要再议论纷纷了。晋武帝坚持以素服守孝三年。对于这段历史，司马光也有评论，他认为，守孝三年，从天子通行到平民百姓，这是先代圣王制定的礼法，千秋万代是不能改变的。汉文帝不恪守成规，不虚心向学，改变古制，毁坏礼法，这是断绝父子间的恩爱，损害君臣间的道义。后代的帝王不能深切地表达伤悼的情感，臣子们谄媚阿谀，不肯加以更正。直到晋武帝，独能以其天性加以矫正，实行古代礼法，可以说是罕见的贤明君主。而裴秀、傅玄这一伙人，只是些见识短浅、才能平庸的臣子，习于旧惯，玩弄典故，不能承顺君主的美意，可惜啊。司马光始终坚持以礼治国，所以十分赞赏晋武帝的这一做法。倡导礼制是没有错的，为去世的父母守孝是应该的，至于三年还是一年，都不是最本质的东西，而是在生前能真正孝顺，死后能尽到哀思。司马光以三天来抨击汉文帝，以三年来赞扬晋武帝，这个观点是站不住的。汉文帝开创了“文景之治”，是个有良好口碑的皇帝，这是不能抹杀的。晋武帝一登基就大封司马氏诸王，为西晋灭亡埋下祸根，这也是历史上有定论的。把国家搞乱了，遭殃了，单有守孝三年这样形式上的孝心，也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