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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翁和他的亭（二）心中的痛朋友也不懂……
中国的各地中，有些地方与文学的缘分特别深厚，如柳州（柳宗元）、杭州（白居易、苏轼）、黄州（苏轼），滁州也算一个，在唐代即有韦应物在此盘桓，写有《滁州西涧》等名作，现在欧阳修又来了：
昔读韦公集，固多滁州词。
烂熳写风土，下上穷幽奇。
君今得此郡，名与前人驰。
这是欧公的好朋友梅尧臣《寄滁州欧阳永叔》诗中的几句。不像是在向他表示同情与安慰，倒好像是因为他能去滁州而祝贺他。下面还有勉励的：
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
唯存先王法，好丑无使疑。
安求一时誉，当期千载知。
还是希望他以道自任——欧公是提倡“文以载道”的。在公共生活中，他是凛然的，但私下里，他又有大量的风月儿女之作，后来收在《六一词》中的，一点也不大丈夫，而非常的“小女人”。大概梅尧臣不大喜欢欧公的这些东西，而且，据说，他的“盗甥”之诬，也来自于他的一首词，故梅尧臣以此诫之。当然，生活还是要惬意的：
此外有甘脆，可以奉亲慈。
山蔬采笋蕨，野膳猎麏麋。
鲈脍古来美，枭炙今且推。
夏果亦琐细，一一旧颇窥。
圆尖剥水实，青红摘林枝。
又足供宴乐，聊与子所宜。
这样好的生活，朝廷又有什么可羡慕？况且你是一身污泥浊水，正需要这山野之风水的洗濯：
慎勿思北来，我言非狂痴。
洗虑当以净，洗垢当以脂。
此语同饮食，远寄入君脾。
梅尧臣的这首诗还真够啰唆的，但这也体现了一个好朋友的关心吧。反正欧公到滁州，比起柳宗元到柳州，甚至比后来苏轼到黄州，都更快地找到了感觉，找到了快乐，这倒是事实。这可能与他比较世俗、比较平易的个性有关。
欧阳修被当时人称为当代韩愈，他也以此自许。但他实比韩愈有趣味、懂生活，不像韩愈那样自高自大、师心自用，他比较有性情，这从他的《六一词》中可以看出，他内心实有一腔深情在，有一腔痴情在，有一腔体贴心在。他是公共生活中的大丈夫，却也是私人生活里的小儿女，恩怨尔汝，卿卿我我。他并不放弃他的自我生活的趣味，甚至沾沾自喜于这种生活及趣味，并向我们炫耀。在滁州，他直接、间接地造了两个亭：一为丰乐亭，一为醉翁亭（醉翁亭虽非他自建，却是智仙为他所筑，也是因缘于他）。为此，他还写有两篇名文，一为《丰乐亭记》，一为《醉翁亭记》。
《丰乐亭记》的名声不及《醉翁亭记》大，但若就文章本身看，其含蓄蕴藉气象，如真金璞玉，反倒显得《醉翁亭记》如水晶琉璃，色彩斑斓，而少温润之气质。《丰乐亭记》先叙亭之缘起，由丰山清泉可以“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乃“辟地以为亭”，下面若掉尾而去，不说亭而说滁州历史，从五代干戈，到太祖遣将平滁，至今故老无在，可见承平日久，“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民无外事，安于田亩，乐生送死，“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这固是歌功颂德之文，但却在不知不觉中令人信服。最后写到自己：“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主题很大，歌开国之功，颂承平之世，兼写自己拱手而治，却无一丝张扬，起承转合尽在不知不觉之中。这篇文章，真正是圣贤之文。
欧阳修比韩愈有艺术趣味，而且还不吝惜才华去追求这种趣味。《醉翁亭记》的意义就在于，他大张旗鼓地宣传了自己的个人的“乐”，虽然他的乐也有来自于他人之乐（乐其乐），以及在自己的政绩中、在“滁人”的乐中找到自己的乐的味道，有传统的“与民同乐”的影子，但是，毕竟他敢于把追求个人的“乐”公开宣布，这与《岳阳楼记》褒忧而贬乐，有绝大的区别。范为前辈，欧为后代，两代之间，分野已殊。总之，如果说“丰乐亭”还是欧公道德生活的象征的话，那么，“醉翁亭”则已是欧公自己艺术生活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