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开国上将中有一个人履历特殊，身份与众不同，他虽没有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浴血拼杀，但功绩却丝毫不逊于战友们，就位上将就是中国的“特工之王”——李克农。
“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我党的特务。”毛泽东曾不褒赞地这样评价他。
1935年10月，红军在与蒋军的战斗中俘虏了东北军团长高福源。
高福源颇为正直的品德和主张抗日的爱国思想引起了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的注意。
多才多艺的李克农，拿出擅长话剧创作的本领，亲自为高福源改写了一个剧本《你走错了路》，讲述了一个蒋军团长被红军俘虏之后，调转枪口打日本的故事。
高福源看后，被感动的痛哭流涕，主动约见李克农，表示要劝说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
在李克农的精心策划下，高福源逐步行动，返回东北军后直接向张学良做工作，之后受张学良的委派，又回到红军驻地谈判，就这样，红军与东北军有了联络通道。
1936年2月，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到东北军驻地洛川，与张学良面对面坦诚交流。最后，红军与东北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为西安事变打下了基础。
李克农将军一生处于情报工作的关键位置，是公认的我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情报、保卫、统战、谈判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曾参与主持抗美援朝战争的和平谈判工作。
有很多人都喜欢把李克农与戴笠相比，而且常常还面红耳赤地争论到底谁更厉害一些。
虽然人们的观点、看法各不相同，但甭管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从哪一个角度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不论戴笠是否活着，李克农都将是最后的胜利者。
李克农将军是安徽巢县人，建国后曾担任过中央社会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军委总情报部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将军在北京逝世，享年63岁。
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知道李克农逝世，如释负重，放假三天。
且不论这个事是真是假，一直以来，李克农将军在情报战线让对手焦头烂额却是不争的事实。
致敬有着特殊功勋的开国将军李克农上将！
【唯一一个没有带兵在公开战场上厮杀的开国上将，被毛主席称为“共产党的大特务”——李克农，因何完胜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李克农一直奋战在我党我军隐蔽战线，在紧急关头或战事关键时刻提供决策性情报，扭转局势，被誉为“党的秘密工作四杰”之一。
同样的说到隐蔽工作，不得不提的另一个人便是军统戴笠，他曾被外媒评为“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他鲜少公开露面，而他的威慑力却是极大的，这得益于他建立的军统特务组织的庞大，以至于人们相信他的人无处不在。
1946年，美国军情情报机构对戴笠的军统进行过统计，估计有18万便衣特工，其中每天有4万人全天候地为他工作。
可见其组织渗透之广泛，然而就是这样这位“间谍大师”为何最终不敌李克农呢？
最为主要的原因就藏在李克农的履历中，早年的李克农曾有过一段潜伏在国民党中统谍报系统中的经历。
中统的历史比军统要早，其最高领导人徐恩增曾留学美国，是无线电专家，而无线电是当时从事秘密战线必不可少的联络工具，也是收集情报的重要途径。
李克农在中统高层工作，可以直接接触到当时中统的最高领导人徐恩增。久而久之就掌握了无线通讯技术，这是戴笠不曾具备的。戴笠虽说是军统头头，但个人从未受过全面、系统的秘密战线技术。
另外一点就是相比于戴笠，李克农因为曾长期潜伏在中统高层。对于国民党的情报机关也是了如指掌，而且具备大量的实战经验，反观戴笠从未有过这样的实战经验。
与此同时，李克农潜伏期间，在国民党情报机关内已经布置了大量的内线关系，这为李克农后来的情报系统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以上几点，都是李克农潜伏中统时，创造的优势，也是李克农完胜戴笠间谍工作的主要原因。在革命道路上，他为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立下了奇功。
他曾作为第一个与张学良谈判的中共秘密特使，为促进日后西安事变爆发及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克农所领导的情报部门在多次重大军事斗争中提供及时、准确的情报而使我方频频出奇制胜。还曾在幕后指挥朝鲜停战谈判取得成功,被称为“板门店的隐形巨人”，被毛泽东称为“共产党的大特务”，绝对称得上是近代史上的“特工之王”。
1931年，顾顺章叛变，周恩来沉着指挥，生死搏杀72小时，一场谍战在三地展开，三个细节改变了历史。
武汉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为了保护自己，严惩叛徒，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应运而生，和“中统”是针尖对麦芒。
顾顺章是特科负责人，兼行动队的队长，行动队还有两个比较响亮的名字，叫“红队”和“打狗队”，顾顺章为此声名大震。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世界游艺场耍酷变魔术，叛徒尤崇新走了狗屎运，一眼发现了他，惊喜地双脚跳起:“逮到了一条大鱼！”
尤崇新连忙密报上司蔡孟坚，蔡孟坚也喜出望外，作为中统的一个大特务，他知道顾顺章的厉害，中统损兵折将，吃他不少亏。蔡孟坚当天晚上就将顾顺章抓了起来。
第二天，审讯一开始，蔡孟坚还没张口，顾顺章便将蔡的来龙去脉、功过履历抖了一遍，暗讽斗狠一通，一句话：你没资格审讯我，我要见蒋总司令谈国共两党合作。
蔡孟坚也贼狡猾：“你怎么让我相信你？”
顾顺章沉默良久，突然低下头去，再不服也毕竟落在人家手里，他长叹一声，犹豫几犹豫还是拿起了笔，在纸上写下了四五个地址，都是党组织重要的联络站。
最后还不忘傲气地交待一句：“等我到了南京以后再动手。”
这下蔡孟坚信了。
蔡孟坚连忙三请四邀密谋一通，先是准备派飞机，然后又准备调军舰，最后等不急了，却租了一条小客货轮，25日夜晚，连夜将顾顺章押送南京。
为了邀功，蔡孟坚连着发了6封密电给他的顶头上司徐恩曾，每一封都有两个字“亲啟”。蔡怎么也想不到，正是他这6封电报改写了历史。
南京
徐恩曾当时是中统的头目，和陈立夫、陈果夫是同乡又是亲戚，令人谈虎色变的“十万阎罗，九大太保”就是他的功劳。
钱壮飞是他的机要秘书，是周恩来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钱壮飞一连收到了6封从汉口方面发来的加急电报，一时怔着了。
出了什么事情？还都是徐恩曾亲译的加急电报？
钱壮飞坐不住了，他锁上房门，拆开第一封：“…顾顺章在汉口被捕”。
又拆开第二封：“…顾顺章已归顺…欲赴宁面呈蒋总司令”
钱壮飞手心直冒冷汗。
“…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顾顺章赴宁…”
“考虑到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顾顺章赴京…”
“…蔡孟坚将于26日飞抵南京，向钧座禀报…”
钱壮飞再也坐不住了，擦一擦脑门上的冷汗，看一眼墙上的挂钟，离最后一班开往上海的列车还有不到一个小时。
一秒钟也不能耽搁了，轮船到南京需要2天，一定要抢在顾顺章到京之前通知上海。
钱壮飞急步来到女儿家里，找到女婿刘杞夫，“你立刻坐车到上海，这封密信交给李克农，要快！快！”
这一刻正是25日晚上，星期六，此时，押送顾顺章的货轮正往南京急驶。
送走女婿，钱壮飞的心悬的更高，正赶上周六周日，不是接头时间，他担心行动会不会顺利。
自己也处在悬崖边上，来不及多想，得赶紧处理一摊事情，然后想法脱身。
上海
1931年4月26日，星期天，陈赓急忙来到周恩来住处，声音变了调：“刚接到钱壮飞的情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了”。
周恩来大吃一惊：“这消息你们核实了吗?”
“钱壮飞不晓得顾顺章去汉口，这个情报决不会错！”
陈赓有些激动，他和顾顺章曾一起到苏联学习过特工情报技术，此时，在上海养伤，负责特科的情报科。
陈赓曾预言过：顾顺章叛变是早晚的事。
顾顺章青帮出身，习性难改，因为计谋多、滑头、够狠、枪法准、会变戏法而得到赏识，但陈赓知道他没有信仰。
周恩来望了陈赓一眼，狠狠地扔下烟头：“你马上通知开会”。
转头又吩咐陈养山：“你马上去调集人马，与顾顺章关系好的一个不要，今晚可能有行动。”
会上吵吵闹闹，一阵惊慌，周恩来猛敲几下桌子，神色严峻地说：“情况非常危急，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必须在今天晚上立即采取应变措施”。
最后会议决定大致如下：
1、中央所有机关和各部的负责人立即搬家转移。
2、顾顺章熟悉的干部，尽快地撤离上海，不能撤离的要隐蔽起来。
3、迅速调集力量，组织一支队伍，伺机捕杀顾顺章。
4、把顾顺章在上海的亲属和关系控制起来。
当时，地下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有几十处，设在上海的国际组织机构也很多，各个方面的负责人和机要人员加起来有500多人。
这个家搬起来谈何容易！
这一天是4月26日，星期天。距离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已经过去了36个小时。
这一夜的上海漆黑如墨，血雨腥风，一群人一夜无眠。
那个小货轮正急驶在水面上，天一亮就到南京！
蔡孟坚为了邀功，耐不住性子发了6封密电，改变了历史。还有2个细节也足以改变大局，如果他真的搞来个飞机呢？如果中统头目徐恩曾当天在南京呢？后果不敢想象，历史往往是无意中创造的。
周恩来多次深情地说：“如果没有钱壮飞，我们这些上海工作的同志早已不在人世了”。
钱壮飞，向您致敬！
1946年，北平军调时期，中共代表团分住两地，一部分住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北平饭店。李克农则率领电台、机要科和其他有关人员则住在翠明庄。翠明庄是一座三层的典型中国式建筑，飞檐画栋，古色古香。此地虽然患境优美，住得相当舒适，伙食也很不错，但斗争却依然激烈，气氛并不轻松。
翠明庄对面左右两侧楼房都驻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甚至连翠明庄内部的一些服务人员，也是国民党特务乔装打扮的。所以我方人员举手投足，常常受到特务们的严密监视。
随着军调部工作的逐渐开展，代表团与延安以及各根据地的电讯联系大大加强，国民党特务的监控，给电台和机要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情报工作是国民党特务破坏的重点，同时也是共产党方面工作的难点。比方说机要科，就连基本的科员，也都是从各根据地选调出来的股长以上的机要干部，政治可靠，业务精通，这没话说。但许多人并没有在国统区工作的经验。
李克农对此很担心，所以他就常常告诫大家:“同志们，机要和电台是美蒋特务妄图破坏的重要目标，他们现在已经集中了国民党和美、英、日等国100余名破译人员，力图破译侦收我党的密码电报，窃取我党、我军的最高机密情报。机要干部，就是要机密、准确、及时地完成机要通讯任务，确保我党密码的安全和密码电报的畅通。我们如果稍有疏忽，出了漏洞，就可能被敌人所利用，对人民犯下大罪啊！”
李克农还告诉大家，代表团的每个机要人员，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都被登记造册，有像片，有职务，甚至有履历表。一定要提高警惕，要具有机智的头脑，善于斗争，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对那些特务的监视，李克农制定出反监视的方案:一是将电台和机要科集中在翠明庄的南楼，专人把守，严密防范，不准闲杂人员进入；二是要求所有人员一律自己料理生活，不允许饭店的“服务员”擅自进入楼内。
“服务员”无法进入，可他们并不甘心，总是借口今天修理门窗，明天清查家具，后天检修电话，想方设法进楼窥探。李克农命令:跟踪严防。于是，当这些不速之客进入大楼，无论他走到哪儿，总有中共代表团专人“伺候”，形影不离，特务们有再大的能耐，也无计可施了。
“服务员”打扫房间、取换衣服、倒字纸篓都非常“勤快”，这是因为他们常常能从换洗的衣服口袋和字纸篓里找到的片纸只字，他们企图从中分析了解情况。
李克农幽默地告诉大家，可以略施小计，戏弄他们一番，例如用小纸头随便写个数字或像是人名的字样，放在衬衣口袋里，准备他们搜去。李克农自己也时常用墨笔、铅笔在一些纸头上写写划划，然后把纸撕成小块扔到字纸篓里。有人对此不解其意，李克农笑着说:“这些国民党特务，既然对这方面有兴趣，就让他们拿了去慢慢研究好了，反正他们呆着也没事干。”
翠明庄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李克农高兴地夸赞大家:“身在北平，心系延安，个个都是好样的。”
李克农要求秘书处人员每次外出活动都要事先向上级说明:到什么地方，见什么人，大约几点才能回来等等。每次外出，李克农都要守候外出人员平安回来，了解情况后，才回房休息。大家平时都比较注意，晚上10点以前按时回宿舍。
有一天，秘书处一位姓马的同志，出去看朋友，这位朋友是一位国民党军官。老马在朋友家喝酒聊天，直到凌晨1点多钟才回到翠明庄。
老马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回来，李克农非常着急，从11点过后，他就开始派人外出寻找。由于老马事先并未留下地址，遍找不见人影，大家都干着急。
凌晨1点多，老马回来后，李克农问明情况，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有人对老马说:“你知道克公和我们多为你担心啊!有两三个小时，克公一直在他的房间里和楼道里走来走去，派几批人去找你，都失望而归。他的健康状态不怎么好，可是他却多么关心干部啊!”在李克农的领导下，中共代表团如铜墙铁壁，特务们招数使尽，便铤而走险。
还有一次，中共代表团正在进行电台联络时，忽然发现有可疑电波出现。有人窃听!李克农指示:慎密侦察。
原因很快查出来了。原来，为破译我方代表团密码电报，国民党特务在翠明庄的一个隐蔽地下室，偷偷地架设了一部小型电台，专门偷抄我方代表团的电报。
几天后，一份我方代表团的严重抗议摆到了谈判桌上，指控国民党特务偷抄电报，态度严厉，证据确凿，不容抵赖。很快，那部小型电台悄然撤走，神秘的电波消失了。
军调部建立初期，凡是穿军服的都要佩带军衔，而延安当时尚未评授军衔，为便于开展工作，只能参照执行。代表团内部，叶剑英戴的是中将军衔，李克农戴的是少将军衔。
有一天，李克农听见有个别干部为戴衔的事情不满而发脾气，非常生气，立即到行政处去，要把他的少将军衔换个上校军衔。他说:“我们共产党员为革命出生入死，难道就是为了争这个牌牌?”
行政处的同志劝道:“我们佩戴军衔，是为了对外工作方便。您是代表团秘书长，叶剑英委员的主要助手。您戴的军衔低了，同国民党的对手站在一起，就不相宜了。”李克农听罢也就摇摇头不说话了。
1931年秋，叛变的地下党人王世德带着租界巡捕、国民党特务前往法租界爱棠村、陈家巷、武定路修德坊几处到处挖掘。
这一挖，就挖出了男女尸首共16具，震惊了全上海。
尸体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们是我党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的家人和朋友。
事情的起因要从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开始说起。
先说说顾顺章这人，曾当过烟厂工头，参加过“五卅”罢工运动入了党。后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被推选为执行委员、政府委员。担任工人武装纠察总指挥初露头角。
顾顺章早期的履历确实不错，他在武汉的工作，说来很讽刺，是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减少了党的损失，由此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但他居功自傲从不把人放在眼里，慢慢地，吃喝嫖赌五毒俱全。陈赓曾不无忧虑地说：“不用多久时间，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
在执行护送张国焘及陈昌浩，到鄂豫皖苏区的任务完成后，顾顺章自作主张留在武汉。被叛徒告密抓住，他不光交出我党重要文件，还有给蒋介石的信，可见他是早就做好叛变的准备的。
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传递出来也经历了波折。钱壮飞是徐恩增打算好好培养的亲信，实际上是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平常处理的都是高层的机密文件。
他看到当天的绝密电报，感到十分震惊：“顾顺章已归顺，三天内即刻开始肃清行动。”
按规定他不允许中途离开，但钱壮飞心里清楚，为了让损失减少到最低，一定要把消息第一时间传递出去，只能豁出去了。
钱壮飞用暗语写下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夹在书里。然后赶到接头地点，假装和李克农不认识，随意地把书放在李克农面前的桌上。就这样，消息神不知鬼不觉地传出来了。钱壮飞暴露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离开上海去了苏区。
顾顺章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特务课负责人，他的叛变直接导致武汉地下交通组织，以及红二军团武汉办事处的人被捕牺牲。也让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损失遭遇毁灭性打击。
祸及核心领导层：包括周恩来、瞿秋白、邓小平、聂荣臻、陈赓等。
所幸钱壮飞第一时间把消息传出来，两天内近百位地下党人被安全转移，使中央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也使上海地下组织，逃过了灭顶的劫难。
顾顺章在被抓住的时候，从身上翻出一本写的密密麻麻的薄子，特务刚要用刑的时候，就交代出来：“这全是我负责联络的人员名单。”其中三位他直接领导的干部：“李竹声、盛忠亮、黄文杰”第一时间遭到被捕。
李竹声被捕后选择投敌，成为军统一名科长；接替他工作的盛忠亮也被抓，劝降后投了中统；继任的黄文杰被捕后押在大牢，经周总理持续不断地交涉，被营救出狱，继续参加革命事业。
顾顺章又对审讯他的特务偷偷指认：“关押在狱中的那个年轻人使用的是化名，他就是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恽代英。”导致其惨遭当场枪杀。
他专门写的《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际》一书，解释了大量的工作方法，用来培养国名党特务人员：“这些都是地下党情报人员的工作模式，用这些技巧方法，顺藤摸瓜一定能钓到大鱼。”
因为工作模式被中统与军统掌握，地下党组织带来更巨大的打击。
而顾顺章的家人一直在帮他收集传递我党的最新消息和位置，持续地造成严重的后果。
于是中央领导下达了歼灭叛徒的通缉令，其参与提供情报，出卖同志的有关朋友和亲戚一并处理。
叛变后的顾顺章并没有被信任重用：“上头怀疑他的忠心，这个人是个天生的反骨贼”。对他慢慢失去兴趣，就随便找了个理由把他也逮捕软禁起来，最后被处死了。
顾顺章的叛变给到世人很多的惊醒。
一个人需要培养正确的信仰和价值观，有了正能量的引导约束，才会有健康的发展和结果。所以像顾顺章这种丧失理性，缺乏信仰的人，做出出卖同胞、战友，投敌求荣的事，结果必定会遭受惩罚，付出应有的代价，绝不会有好下场。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周总理”已经成了总理的代名词。人们在说起总理这个词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周恩来总理，而在我党中有三个人有固定称谓，那就是“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
我们都知道在建国后，周恩来同志出任新中国的大管家，他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27年，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周总理还做过很多各种工作，而且都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绩，只是因为总理的光环太过耀眼，以至于让我们忽略了那些工作。
首先，周总理创立过我党最早的特工组织“中央特科”，在共产党早期没有军队也没有保护机构时，经常遭到反动派的打压，经常有重要领导人被害，损失非常惨重，因此，毛主席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周总理也几乎在同时创立了中央特科，负责保护党的各级机构。
“中央特科”正式成立于1927年11月，不仅是我党最早的特工组织，也是近代最早的特工组织，比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都要早，中央特科下设四个科。周恩来是最高领导，陈赓，潘汉年，顾顺章，康生，李克农等等都是特科大名鼎鼎的人物。
我党起义的第一枪“南昌起义”，就是周总理领导打响的，后来的开国元勋朱德，刘伯承，贺龙，，林彪，陈毅，聂荣臻，粟裕，陈赓，张云逸，許光达等等一大批将帅都归属他的领导，在红军时期，周总理一直高居军事决策，最高领导层担任过中央军委书记，红军总政委，遵义会议后，周总理与毛主席、王稼祥一起成为军事三人小组成员。
抗战爆发后，成立了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即是毛主席，副主席指朱德，周总理，军事委员包括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元帅。在解放战争时期，周总理也担任过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等职，在我军中的地位仅次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建国后，周总理也是第一届中央军委副主席，而且由他还军委日常工作，直到后来政府工作越来越忙，才由彭德怀接替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从这些履历可以看出来周总理一直都是我军的最高层领导人之一，说的上是一位军事家
而且周总理还是一位空前绝后的外交家，在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兵谏蒋抗日，在无法收场时，是周总理出门解决了问题，建国后，新中国需要对外交朋友，而当时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外交部长人选，周总理又兼任了外交部长。
在他担任外交部长期间，多次带队出国访问，面对当时复杂而又困难的外交局势，周总理舌战群儒，以个人魅力征服了各国，留下了无数经典的时刻。可以说如果没有周总理，新中国的外交局面很难这么快打开。
周总理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全才，以巨大的天赋，巨大的精力，在很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因此，我们在说周总理是天生的总理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其实，周总理除了总理，还有非常多的身份。这些身份同样值得我们景仰。
1958年，春节刚过，公安部得到境外线报：“据悉，国民党情报局大陆研究所特务(姓名未悉)，男，年龄35岁左右，湖北人，身材瘦削，两虎牙均镶金牙，眼角有一颗小黑痣。该人曾当过宪兵，在港住十余年，在港已接受特工训练，现准备潜入武汉活动。”公安部迅速将情况通报武汉警方，武汉警方随即展开侦查。经过细致排查，香港回汉人员刘人惠纳入武汉公安人员视线。
2月24日，就在武汉市公安局侦查刘人惠的时候，刘人惠在母亲和妹妹的陪同下，来到了武汉市公安局侦查处自首了。刘人惠对侦察人员讲述了自己的情况，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刘人惠对着侦查人员，一本正经地说道：“1946年我在武汉照相馆当学徒，12月考入国民党汉阳宪兵12团当宪兵，1948年调国民党第5军200师当少尉参谋，此时与潜伏在5军的地工人员王永生建立了工作关系。后该军被人民解放军击溃，我和王永生随军退到福建沿海。王永生指派我考入国民党‘国防部绥靖总队’，任少尉组长，后来部队退至澎湖、台湾。撤退过程中和王永生失掉联系。国民党军队退至台湾后，我考入了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政训班’，后调入国防部二厅八组工作，该组将我派赴香港，此次由驻港特务机关派遣来大陆，多年来没有和组织联系，现在声明身份，准备去北京向李克农将军汇报工作。”看着大家吃惊的样子，刘人惠得意地说道：“这是隐蔽战线的高级机密，望在座的亲人与朋友严守秘密。”
武汉公安局立刻将情况逐级上报，随后公安部指示：将刘人惠送来北京，将此案移交北京市公安局审理。第二天，武汉市公安局侦察员就将刘人惠“护送”到北京，暂住在北京前门外新生旅馆。
2月28日，受李克农指派的总参情报部的荣正少校和刘人惠谈话。荣正对刘人惠当国民党宪兵开始到和王永生建立联系等细节问得非常详细。刘人惠也是对答如流。回答的内容同在武汉市公安局说得毫无两样。荣正没有从谈话中找出任何纰漏和破绽。
随后，围绕着“王永生”地工人员的身份，进行了缜密的调查。不仅调查了各机构地工人员的情况，同时还走访了原来做地工的当事人、知情人，但是结果很遗憾，在地工关系中并无王永生、刘人惠两人de任何蛛丝马迹。荣正向李克农将军作了汇报。
李克农接到荣正的报告后，断定其很大可能是一个冒牌货！但是为了稳妥起见，将此案交给了北京市公安局彻查。要求将刘人惠审查清楚。
经过北京市公安局的审查，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刘人惠，男，时年32岁，湖北省汉阳县蔡甸南乡合贤集魏家岭人，后全家迁至武汉市汉阳区普提巷4号，汉族，初中文化。刘人惠在青年时期在武汉照相馆当学徒，但是不久后因为辛苦而转头经商，后来又感到经商不好干，于是就在1946年12月考入国民党驻汉阳宪兵12团充当宪兵。1949年3月，刘人惠因功升为国民党军第5军200师少尉排长，7月，考入国民党绥靖总队第四大队第一指挥室充任中尉情报组长，后该军被人民解放军击溃。
刘人惠随着败军逃到台湾后，被编入国民党军官储训班，后任国民党81军上尉指导员、干事。后来考入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学校，毕业后被编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战俘审讯组，并任上尉审讯官。
1953年，刘人惠随胡宗南一起，窜犯东海，收容海匪，占据海岛，扰乱海上秩序。利用大陈岛审讯被捕渔民的机会，从中搜集我沿海海军情报。
1956年 “国防部二厅”组长杨凌九准备派人去香港、澳门等地搜集情报。刘人惠自荐担任此项任务。杨凌九了解了刘人惠的情况后，就有意派遣他从香港回大陆。于是杨凌九就找到刘人惠谈话，问他大陆家里有什么人，是否通过信，并叫他给武汉的母亲写信，内容是：“吾在港失业，生活困难，意欲回大陆参加祖国建设。”随后刘人惠到二厅厅部写了自传、履历表，填写了保证书。
1958年2月，杨凌九让他以偷渡方式潜入香港，然后由港再潜回大陆。当时发给他活动经费、服装费、旅费1300元台币以及出境证、防疫证明书等各种证件，并规定好联络和接头的暗号与地址。
公安局经审查得出结论：刘人惠系属二厅驻港8016站5186组织派遣人员，番号为5160，职务为武汉地区情报专员，活动经费为每月881元港币，主要任务是搜集武汉地区军事情报。
文章到了这里，足以说明刘人惠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民党特务，那么他又是出于什么目的要冒充我党地工人员呢？
原来自从刘人惠回到祖国，来到母亲和妹妹身边，他感到惬意极了。他也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刘人惠母亲和妹妹都是积极分子，对刘人惠的突然回来，本来就有着疑惑，刘人惠回来后，又不愿意报长期户口，当刘妈问其原因时，刘人惠支支吾吾，竟不能自圆其说。于是刘妈就劝说他，如果是特务，就赶紧自首。
刘人惠的思想开始动摇，准备向政府自首。但是他为了能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竟然冒充我党地工人员。
1960年5月3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刘人惠死刑，缓期两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58年，济南一家工厂的医务室女护士：劳有花，因为表现优秀，被走选定为积极分子，结果却因此而暴露身份被捕。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担任上海市长。蒋家王朝的大势已去，但仍在垂死挣扎。老蒋给毛人凤下达了死命令，一定要杀了这个市长。于是，毛人凤在上海秘密接见军统女特务：劳有花，并安排她潜伏在上海伺机行动。
然而，前来执行暗杀行动的特务不少，但都没有成功，都被抓了，但劳有花却一直潜伏在上海。起初她以护士的身份在闸北的一家私人诊所潜伏，但却因为经营倒闭了。不过，诊所老板杜传耀又把劳有花了介绍给了一家纱厂，去做医务护士。
没想到，劳有花一去上班，就被好色的老板盯上了。也是出于寻求保护伞，劳有花顺坡下驴和纱厂老板好上了。但他三天两头去找劳有花睡觉，这让劳有花不胜其烦。一天晚上，二人正在欢好时，纱厂老板因激情过度死在了劳有花的床上。
如此一来，劳有花就被老板娘赶走了。不过，很快劳有花就在卢家湾的一家私人诊所找了一份护士的工作，继续潜伏。
1950年2月，劳有花接到了刺杀陈毅的任务。毛人凤给她发一份密码情报：即将来客，准备接应，务必配合。
劳有花心里犯嘀咕，“这个杀手是谁呢？”他就是被老蒋钦点的军统第一杀手刘全德。
其实，早在刘全德之前，就一个特务前来刺杀，但他看透了国民政府已经日落西山，于是弃暗投明自首了。
因为上海方面反特工作做得很到位，在刘全德出发前，李克农就已经截获他将来上海刺杀陈毅的计划。因此，当刘全德一下火车就被抓获了。
据刘全德交代，在上海负责配合他的只有2个人，其中一个叫雷霜，已经落网；另一个就是劳有花。
刘全德也交代了劳有花工作的一家诊所住址，可是在实施抓捕的时候，劳有花早就不在了，甚至没有留下任何的材料。
劳有花的嗅觉的确很敏感，当她发现上海市政府附近的警察突然增多了，而且还有士兵，还有很多便衣。此时，劳有花便开始怀疑，刺杀情报极有可能已经被截获了。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劳有花甚至还化妆成乞丐到火车站和码头。发现这些地方，警察和便衣果然明显增多。
然而，刘全德的落网，让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危险中。为了自保，劳有花收拾行李逃离了上海，前往济南投靠表妹。劳有花从上海人间蒸发了！
在表妹的介绍下，劳有花到了一家工厂做起了医务室护士。劳有花凭借着自己的那点医学知识在工厂里安心的工作下来。然而，劳有花的适应能力极强，估计也是想改邪归正，迅速和工厂上下打成了一片。
在那个年代，大家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劳有花是为数不多肚子里墨水的，工会有事，她去帮忙，妇联有事，她也去帮忙，很快就成了厂里的“红人”，渐渐地成了工厂的积极分子，不仅进入厂里的工会，还受邀参加区政府举办的宣讲员培训班。
1958年，劳有花顺利被厂里选定为入党积极分子。劳有花也是内心一阵狂喜，有了党员的身份，他就能更好地潜伏了。
于是，她满怀激动地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而且在填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劳有花又特地篡改了自己的履历，将自己一直在军统局工作的经历改为在上海和南京的私人诊所中工作。在填写以往工作地址时，她只写了在杜传耀诊所和纱厂的工作经历，其他一概没写。
劳有花本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然而百密一疏，纱厂的工作经历让她露出了马脚，毕竟当年她和纱厂老板的丑事人尽皆知，“这样的人怎么还能入党？”
纱厂在接到公函后，警惕性很高，随后，这些公函就被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巧的是，收到公函的是一位当年处理“暗杀陈毅事件”的老公安。在看到公函上的名字时，眼前一亮，“这不就是当年刺杀陈毅元帅的女特务吗？”
百密一疏，一个特务因为一时疏忽出了风头，最终暴露了，一场时隔8年的悬案终于水落石出！
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黄赤波亲自签发逮捕令，将劳有花捉拿归案。
1958年，劳有花被执行枪决，此时的她也只不过35岁。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万事万物都有因果关系，劳有花先前为军统卖命，做了不少残害同胞的恶事。当年那些枉死的英魂不能白死，劳有花也应该得到法律的制裁。
顾顺章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工头，从小好勇斗狠，曾参加青帮并成为小头目，在上海滩的帮会、流氓斗殴中表现非凡。因为他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被当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1926年，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苏联，短期学习“政治保卫”。顾顺章在苏俄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凭借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他还擅长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国民党中统老牌特务万亚刚在其回忆录中称他是“全能特务，称得上大师。在顾顺章之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顾被推举为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4·12”政变后，他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第三科的负责人。
中央特科是当时保卫中央领导机关安全的特别机构。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租界。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及其追随他们的帮派势力，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共同对付革命力量，暗探、工贼、叛徒四处钻营，撒开一张有形无形的网。为保卫处境极其险恶的中央领导机关，使其安全地指挥全国革命，周恩来组建了中央特科。中央特科设有四科，一科为总务科，负责总务、财政、交通；二科为情报科，负责情报、侦查、反间谍；三科为行动科，负责镇压罪大恶极的叛徒，下设“红队”；四科为无线电联络科，负责通信联系，培训保卫人员。
“红队”是由顾顺章领导指挥的。“红队”，又称“红色恐怖队”，俗称“打狗队”，在镇压叛徒、营救同志、保卫中央安全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30多个队员，人人身强力壮，个个武功高强，身怀绝技，多才多艺，令国民党军特警宪胆战心寒。“红队”神通广大，甚至与国民党炮兵建立了联系，随时可以调动枪支、包括重武器机关枪。他们使用的交通工具有小型汽车、摩托车，主要靠自行车活动。由顾顺章领导的“红队“极为活跃，惩治了不少叛徒特务，使敌人闻风丧胆，顾顺章也由此在八七会议上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然而，随着地位的上升，顾顺章日渐骄纵，生活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他负责特科的行动，是中共内部开销最大的部门，秘密活动的特点又使人难以监督其经济开销。顾顺章得此便利，在主管特科行动的几年间日益放纵，发展到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杨之华曾与顾顺章同在中央机关工作，彼此熟悉，据她回忆，顾顺章有几个特点：一、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二、不多说话，也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三、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四、生活浪漫、腐化，吸鸦片、玩妓女，还打老婆。陈赓也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果不其然，这句预言最终得到了应验。
顾顺章是在武汉被捕叛变的。1931年4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返沪途中，在武汉勾搭上一名妙龄舞女，沉浸在温柔梦乡乐不思蜀。盘缠挥霍一空后，居然化名“化广奇”在汉口民众乐园登台表演魔术，被街头四处搜寻的叛徒尤崇新撞见，遭国民党中统当地情报负责人蔡孟坚逮捕。顾顺章逮捕后，被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顾顺章迅即变节，供出中共驻武汉的地下交通机关、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军团驻武汉办事处，使机关遭破坏，被捕牺牲十余人。顾顺章还以知道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领导人的地址为由，要求将他解往南京面见蒋介石。因为他清楚，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伏有中共的卧底，担心走漏消息。因此，在汉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特务们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鱼的兴奋，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一天6封“十万火急”绝密电报，向中统头子徐恩曾报告，电报上都写着“徐恩曾亲译”字样。但徐恩曾并不在，而是在上海的“小三”那里逍遥快活。电报由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收到。他看见这么紧急的电报，猜测一定是有重大事情发生。于是他将电报偷译出来，才知道顾顺章已经被捕叛变，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危在旦夕。钱壮飞立即派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火车到上海，将这个情报报告给李克农。当顾顺章得知电报已发往南京时，跺足长叹道：“抓不住周恩来了！”
在上海负责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应变措施，让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派驻机关全部搬家隐蔽，致使顾顺章消灭中央机关的计划却全部落空。
钱壮飞在北京铁路的足迹
铁道部卫生局梁渤洲老师长我几岁，既是专家，又是领导，现在还担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主任委员。几年前参加编写铁道部志卫生篇的写作，有过亲密接触。梁老师戴着眼镜，知识分子模样，是个老帅锅，经常跟随部领导出差，见多识广， 口才极好。编写之余，大家常听他讲些奇闻异事，新鲜而有趣。最近一期杂志同时刊登了我俩的文章，梁老师写的是他几年前帮助寻找革命先烈钱壮飞在北京铁路足迹的经过。
2012年5月，前铁道部卫生局科技处长丁旺参加了一个在京举办的浙江湖州同乡会，有许多湖州知名人士出席，席间认识了钱壮飞烈士的嫡孙钱泓先生。
钱泓得知丁旺在铁道部工作后，就想请丁老帮忙，查找爷爷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铁路工作的历史记录。钱泓说，小时候只听奶奶提到过，爷爷出生在浙江省湖州市一个地主兼小商人的家庭。因父亲去世，家庭破产，中学未毕业便只身流落到了北京。1914年春考入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学医，1919年10月毕业后就在铁路行医，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经常利用行医的身份传递情报。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领导下的各级组织遭受严重破坏，钱壮飞因党员身份暴露，遭通缉。经组织安排离开北京，化名“南飞”，转往上海。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报上看到无线电训练招考广告，经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钱壮飞无意中进入的这个训练班，属于国民党新建的特务组织。钱壮飞考入训练班后很快显示出过人的才华，又与徐恩曾是同乡，便调他当机要秘书。周恩来得知后决定让李克农、胡底与钱壮飞组成特别党小组。随后，经钱壮飞介绍，李、胡也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钱壮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周恩来曾把他与李克农、胡底并列为党的情报工作“龙潭三杰”。
徐恩曾虽然欣赏钱壮飞的才华，毕竟还有防范。他只让钱壮飞处理文件和电报收发，密码本却随身携带，机要电报也一直由他自己亲译。一次陪徐恩曾到上海，乘进歌舞厅换衣服时，钱壮飞把密码本拿到手，迅速拍照后，再送回徐恩曾的兜内。钱壮飞将密码本和情报送到中央军委和红军。国民党几次大“围剿”的计划刚刚制定，其全部内容就已被破译，并被送到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及苏区的毛泽东、朱德面前。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千钧一发之际，钱壮飞及时将情况报告给党中央，党中央、江苏省委、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得以全部转移。周恩来曾经这样说过:如果没有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早就不在了。
丁老将寻找事宜委托给了梁老师。梁老师打通了钱先生的电话，想了解更多的线索。钱泓说，爷爷除了叫钱壮飞以外，还曾用过钱壮秋和钱潮的名字，其他就不知道了。梁老师编写卫生篇已经六年时间，知晓查找资料的大致方向，采用大海捞针的办法，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铁路职工录中找到了钱潮的名字及其学习和工作简历。
当年九月的一天，梁老师陪同钱泓先生和夫人一起来到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复印了资料。钱泓高兴地说，奶奶一直在寻找爷爷早年在北京入党和铁路工作的足迹，今天终于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