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提名一个华裔为美国国安部副部长,一看这个人的履历,就知道美国人想要干什么了!首先,约翰-田,毕业于西点军校,在美军服役24年,在伊拉克打过仗。第2个很关键,这个人曾经是美国国安委员会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高级主任,他曾经担任这2个职位非常值得关注。可以说棉花只是第一步,还会有其他动作。

这个人退役以后,担任美国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负责零售业务。拜登提名的第2个国安部副部长是奥巴马政府担任负责网络安全的国安部前副助理部长的罗布·西尔弗斯。

1个是华裔,而且长期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担任美国国安委员会主任,1个是网络方面专家,拜登挑选的这2个美国国安部副部长很有深意啊!

五星红旗下的参军老故事

湖南岳阳抗战女兵田老前辈的参军故事(以第一人称叙述的真实故事)

那是1939年时发生的事情了。那年日寇侵华,抗战爆发,那时候的我在湖南岳阳贞信女中刚完成初中的学业并毕业。在那年上学期临近暑期时,我接到了读小学时候的闹过恋爱的小学同学刘同学邀请我去西安干训第4团报考军校的来信。后来我在家人的许可下同贞信女中的李同学一同前往西安投军,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们是人生中第一次坐火车去到千里以外的地方,为的却是国家的和平和百姓的安危。我们顾不上途中的舟车劳顿,顾不上因不适应这突如其来的路途所染的病痛,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光荣的从军路。从此,我们同亿万抗日英雄们一起为党和人民构筑起了一座抵抗外敌的坚固城墙。我们不后悔……(下图是本条信息所要记录的真人照片及信件,图片信息缘自微信群友“西岭望雪”提供)[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扑朔迷离的潜山红军番号和成立时间(五)

四、工农革命军第12军第34师、中国红军第11军第34师

图1与毛主席合影的长得有点像陈佩斯演的小品里的年轻人,他也是中国革命史大名鼎鼎的军事家叫林彪。林彪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第6团3连毕业生。林彪有一个6团2连的同学叫凌霄,他是安徽省贵池市人。1930年初,在家乡担任中共贵池县委书记的凌霄等一批懂军事的人员被中共安庆中心县委派往潜山县协助组织农民暴动,后担任潜山红军师副师长、参谋长兼第1团团长。

图2的凌霄戎装照是潜山红军队伍中为数不多留下照片的领导人之一。然而这张照片也是经过其后人多方找寻,直至2019年3月22日才在广东省档案馆珍贵藏品库中获得的。

凌霄在潜山红军师任职既有众多的老同志的回忆确认,又在1930年7月的《潜山县委关于本县军事状况调查表》中有明确记载。可是他在潜山的中国红军独立第2师担任“副师长兼团长”之前,在潜山什么番号的红军队伍里任职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目前从池州市方面宣传凌霄当时在潜山红军中任职的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中国红军第11军第34师,另一个是工农革命军第12军第34师。

今年2月26日,岳西县党史研究室负责同志在《【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红旗漫卷请水寨》一文中认为:1930年“4月12日,潜山工农革命军和32师、33师合力攻下霍山县城。随后,潜山工农革命军改名为工农革命军12军34师(后称中国工农红军34师)。”这一说法真的令人啼笑皆非。

1987年9月,笔者主编的《潜山农民暴动资料》小册子印制完毕。笔者在省内第一次经过考证,将潜山红军番号由“工农革命军第15军第43师”取代省、市、县普遍认可的“中国红军第11军第34师”写入小册子中。不料就在当月,岳西县菖蒲区岩河乡里仁村(当时该地尚属潜山县辖区)居民叶惠风撤去老屋时,在墙壁缝中发现27件潜山红军时期的文献资料。其中有“工农革命军34师”印文、“工农革命军第12军第34师”署名的命令、通知等。当年底我获知这一消息后也未加思索,然后着实苦恼了一段日子。我心想辛辛苦苦地钻故纸堆却瞎子点灯白费蜡,关键的是我考证的结果又排除了“中国红军第11军第34师”这个番号且白纸黑字印在书上,岂不让人贻笑大方。

事后我冷静下来再仔细一看这些文献的图片资料,不禁恍然大悟。过去只有“工农革命军第15军”和“中国红军第11军”之争,如今又冒出一个“工农革命军第12军”的番号。12军可是没有在任何一位老同志的回忆录中出现过的,43师和34师倒是被一些老同志都提及过。新出现的12军好像让本已难于判断的潜山红军番号看来更添迷雾,实则不然。恰恰是这个12军,让我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仍然是正确的。

如果潜山红军属12军番号属实,那么15军和11军番号就难于成立,三个军级番号必定只有一个是真实的。

我们不妨先研究一下人们最早认可的潜山红军属11军番号的缘由。

1927年11月,中共黄麻特委领导黄安(今红安)、麻城两县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将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是为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在鄂豫皖边创建的第一支革命军队,也是鄂豫皖红军建军的起点。

1928年1月,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7军。7月,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全师120人。

1929年5月6日,中共商(南)麻(城)罗(田)边特别区委,领导商南农民及民团士兵举行起义。9日,起义武装汇集商城南溪斑竹园,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全师100余人。

1929年11月,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领导六安、霍山两县农民举行起义,组建了数支游击队。1930年1月20日,中心县委在流波疃正式宣布建立红33师,全师共200余人。

潜山县1930年2月初由中共安庆中心县委领导举行了农民起义。起义后的游击队在强敌围剿下,不得已转入六安霍山境内寻求支援。潜山红军与红33师、32师共同打下过英山、霍山县城,又在33师、32师的协助下打回了潜山。于是建国后一些健在的参与起义的老同志凭回忆认为,当时潜山红军属红11军序列,编为红34师。这也是至今安徽省从上到下仍然坚持的主流观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红11军34师番号至今找不到一星半点的文献资料可以印证,反而是工农革命军第12军第34师有实物,工农革命军第15军第43师既有文献资料,又有回忆录可共同证实。

相关的文献资料反而证明潜山1930年4月间已不大可能再成立所谓的“红11军34师”。(待续)

1938年9月的一天,随着一声枪响,国民党少将薛蔚英被枪决,成为抗战爆发以来,被枪决的第二个黄埔一期将领、

薛蔚英,山西临县人,1905年生,别号粲三,从小家境贫寒,靠父卖猪肉为生。1924年,他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务。1937年11月13日,薛蔚英就任第一六七师少将师长兼徐海警备副司令。

1938年,薛蔚英所部调往湖南岳阳和江西九江等地驻防。在武汉会战的前夕,参谋次长,在国民党军中有“小诸葛”之称的二级上将白崇禧曾亲自视察马当一线的防务,多次召见各级战场指挥官,检查防务情况,并多次叮嘱指挥官李韫珩说:“此要塞乃非同小可之地,务须派重兵严密防守,万不得有误!”当时,李韫珩也向白崇禧表态要誓与要塞共存亡。

但当时李韫珩并没有十分重视敌情,他认为江岸边上的长山、香口、香山地形险要,都有军队严密设防,安庆方面还有徐源泉的第二十六集团军、杨森的第二十集团军,日军不会这么快就打过来。

1938年6月10日左右,第十六军军长兼马湖要塞区司令李韫珩为表示自己抗战的决心,召集战区当地马当、彭泽两地的乡长、保长和第十六军的副职军官和排长进行军政训练,准备训练两周后结业。

6月17、18日,日军进攻前锋已抵进马当,其海军军舰连续用舰炮轰击守军水上布雷区和沿岸防御工事,试探守军的虚实,前后发射了数万发炮弹,守军布设的水雷被敌舰炮弹击中后爆炸的烟柱足有二三十丈高。

但就是在这大敌当前的时候,李韫珩于6月23日下午通知第二天(24日)上午8时举行他的军政训练班的结业典礼,要求各部队主官届时都来参加,会后还要举行会餐。这一消息很快被日军的侦察人员得知,日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于6月24日凌晨4时发动了进攻,由于第十六军第三一三团主官都去开会,失去指挥,部队虽与一同驻守的海军江防要塞司令部第一总队第三大队英勇抵抗,仍无法阻止日军的攻势。

日军波田支队很快登陆成功,占领了香口,并迅速扩展攻势,扑向长山防线,由于李韫珩等人都在开会,前线指挥混乱,许多求援电话打到要塞司令部也没有负责的人在,直至24日下午3时,李韫珩才赶回要塞司令部,就任指挥位置,进攻的日军在强大的海陆空火力的掩护下,向守军防线发动猛烈的进攻,双方在长山一线激烈争夺。

当天下午6时,蒋介石亲自打来电话,责令李韫珩立即派出援兵,恢复阵地,李韫珩自知责任重大,命令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率部立即增援马当要塞。随后,参谋次长白崇禧和长江江防总司令刘兴将军连续发给薛蔚英两道急电,要他率第一六七师“火速增援马当要塞”。

此时,驻守在彭泽县的薛蔚英的第一六七师离马当要塞不过几十里,如果率军火速奔袭救援,也许能挽回战场颓势,立功沙场。但第一六七师出发后,师长薛蔚英就提出要走小路增援马当,他说:“敌军围攻要塞必有增援部队,从大路走必遭敌人死命阻击,那时会来不及的。”

第一六七师师参谋长提出:“以一师之众走小路,势必行动缓慢,会来不及的。”并要求就这个问题请示上级,但师长薛蔚英不容置疑地说:“一切都等上司决定,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出发!”

第一六七师部队出发后不久,就钻进了南方山区的小山路,山林茂密,道路极其狭窄,全副武装的部队难以快速行走,而且第一六七师的官兵长期驻扎北方,多是北方人,不熟悉走南方山区小路,加之部队使用的二十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都是几十年前测绘的,许多地标地物都发生了变化,部队进入山区后仅一两个小时就迷了路,仅靠指北针保持着方向摸索着前进。马当要塞要求增援的电报和上级要求火速抵达的电报雪片般地飞向第一六七师,电报中严厉斥责薛蔚英:“畏敌如虎,故意拖延,贻误战机……”

等到薛蔚英带着第一六七师于6月26日下午到达指定位置时,马当要塞已经在当日上午沦于敌手。

6月27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手持蒋介石的亲笔手令到达湖口要塞,督令湖口要塞司令彭位仁率部坚决阻敌西进,但马当要塞的过早失守使湖口要塞独木难支,彭位仁虽率第七十三军拼力抵抗,仍难挽败局,7月5日,湖口被日军占领。

武汉会战的第一场大战就打成这样,使蒋介石大为震怒,亲自下令彻查责任,严肃军纪,惩处失职者,以为后来者戒,于是军法执行总监部的宪兵部队将李韫珩、薛蔚英及海军陆战总队的主官收监入狱。

8月中旬,武汉会战正酣,在武汉卫戍总司令部的礼堂内,针对长江防线上马当要塞失守责任的军法会审正在秘密地进行,会审的对象是担任马当、湖口要塞指挥部司令的陆军第十六军中将军长李韫珩和其属下陆军第一六七师少将师长薛蔚英。

经过军法会审决定,将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珩撤职,将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以“畏敌如虎,贻误战机”的罪名执行枪决。9月,薛蔚英在武汉被军法处决,成为继1938年6月17日被军法处决的第八十八师少将师长龙慕韩之后,又一个被军法处决的黄埔第一期的毕业生。

鲁南战役最后阶段,我军一名干部带着一个排进入国民党军整编五十一师师部,中将师长周毓英立即站起身来,指指身边的表弟戴玉凤,说:“我早就不愿打了,不信,你问戴同志……”

周毓英,山东诸城县人,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他早年加入吴佩孚的直系,该部队后来又成了张学良的东北军。1939年3月,周毓英任五十一军副军长,军长牟中珩。1942年3月26日,周毓英接任该军军长职务。

全面内战爆发后,周毓英率五十一师奉命进攻鲁南解放区,并侵占了枣庄。

蒋介石于1946年10月召周毓英赴南京开高级军事会议时,单独接见了他,百般打气,并合影留念。这使周毓英受宠若惊,回枣庄后将他和蒋介石的合影大量加印,分送给下级,鼓动部队“与枣庄共存亡”。周还多次吹嘘:“枣庄固若金汤,牢不可破!”

1947年1月13日和14日,我军对枣庄发起两次猛攻,由于敌人工事坚固,均未得手。粟裕、陶勇等赶到了前线,听取汇报后决定部队暂停攻击,用3天时间训练攻城爆破技术。

这期间,已被我军俘虏的马励武和第五十一师一一四旅少将旅长李步青,联名给周毓英写了一封劝降信。但周毓英收到信后连看也未看,即令人把信烧掉。

不过,周毓英暗中也留了一手。早在1946年10月,华东局“国军”工作部和山东军区兼新四军敌工部,派戴玉凤到周毓英身边做策反工作。戴玉凤刚来时,周问戴:“你不是当了八路了吗?”

戴答:“八路也是人干的。”

周问:“你是八路派来了解情况的吗?”

戴答:“这次来对你有好处。所以我才来的。”

周问:“你在青岛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去干八路呢?”

戴答:“我回老家诸城,见到家里和表婶家都被汉奸赵保元、张步云破坏了。为了抗日自卫,我干八路。”周毓英听了,沉默半晌后,即吩咐戴玉凤就留在身边照顾他的生活。

1月19日,粟裕和陶勇下令部队于当晚9时再次发动攻击。经过精心组织,这次攻击比较顺利,激战至20日中午,敌五十一师大部被歼。

绝望之中,周毓英打算突围。当此紧急关头,戴玉凤和周毓英作了一次恳切的推心置腹的谈话。

戴:“别人不敢说,咱是自己人,敢说。现在大家都不愿打了,突围是突不了的,你没见一一四旅从郭里集突围,不是全完了吗?李步青旅长不是被八路逮住了吗?”

周毓英点点头,愁容满面,默不作声。

戴:“八路军新四军实行宽大政策,赵钖田师长在定陶放下了武器,保住了性命;赵保元在高密不肯缴枪,就被打死了。我看还是赶快派人去联系吧!”

周毓英突然反问道:“你认识陈毅吗?”

戴玉凤是青岛卷烟厂工人出身,参军后当过连长,忠实可靠。但他文化水平不高,缺乏敌工经验,就据实回答:“我没有见过陈毅军长。不过,我知道陈军长爱交朋友,愿意团结各界朋友。”

周毓英颇感失望地叹了一气,说:“这次他们伤亡很大,一定会报复的。”

戴玉凤解释说:“不会的。人家有宽大政策呀!你尽管放心好了!”

周毓英当即派人事科长曾金坡前往联系投降事宜。谁知曾金坡竟痛哭起来,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我们部队83年的历史,难道就这样完了吗(该部队的前身甚至参加过甲午战争)……”

周毓英果断改派军法处李法官前往接洽,随后就发生了文章开头那一幕。周毓英部1.1万余人向我军投降后,陶勇给三旅旅长彭德清打电话说:“我要亲眼看看这位中将师长。”

见面时,周毓英老远就脱下了军帽,深深地一鞠躬。陶勇这一年还不到35岁,比周年轻16岁,于是主动和周握手,笑着说:“我们是不打不相识嘛!”

周毓英连忙抹下左手无名指上的一枚贵重戒指,双手呈献给陶勇。陶勇连连摆手说:“我军向来不搜俘虏的腰包,更不收俘虏的财礼。”

周毓英大感意外,毕恭毕敬地站着,现出一副尴尬的模样。后来,华中野战军联络部部长吴宪宴请周毓英时,周反映了一个情况:被俘时带的两皮箱钞票被没收了。

吴宪问道:“你这些钞票是公款,还是你的私人财物?按照我军政策,私人财物不没收,但公款是要没收的。”

周毓英解释说:“你们的干部很廉洁。但我们国民党军队不像你们,我们一个军长,两皮箱钞票算得了什么!这完全是我个人的钱。可是你们部队的一个指导员,却将它当作公款,统统没收了。”吴宪耐心地向周毓英作了解释,后来还将周所有的私人财物,包括他的一颗心爱的水晶图章和两箱钞票,悉数还给了他。

陈毅于2月2日晚在百忙中接见了周毓英。被接见的还有整编五十一师其他4名将军:少将副师长韩世儒,少将参谋长李献中,第一一三旅少将旅长李玉堂,第一一四旅少将旅长李步青。

受到陈毅接见后,周毓英到处对人说:“共产党人材真不少,真了不起。这样的人材国民党哪里找得出来?有这样一批人材,共产党一定会得天下。”

后来,周毓英后来被送到山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学习。由于没有犯下什么反人民的罪行,他和韩世儒、李献中、李玉堂、李步青等先后被我军宽大释放。(照片为陶勇将军)

当年我在部队的时候,军务参谋和财务室的女出纳谈起了恋爱,他俩的恋爱经历很简单,也被战友们戏称为“肥水不流外人田。”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这里还有我一次不成熟的推波助澜…

1999年我军校毕业后,抽调到机关后勤处帮忙工作。财务室也分配来了一个女干部,她是东北人,人长得挺漂亮,身材也苗条。她也是军校毕业后就分到了财务室担任出纳员。

这个军务参谋跟我关系挺好,我上军校之前就认识他。如今我毕业回来,他已经是正连职的上尉军官。他是江苏人,人长得挺精神,只是普通话不太好,军务股长老是跟他开玩笑说:你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话…

女干部长的漂亮,在部队永远都是焦点。自从她来了以后,我战友就对她有些“不怀好意”,经常借着报发票的时机,主动跟女出纳套瓷儿,我也知道,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可是女出纳好像没看上他,对我战友也是带搭不理。管钱的人脑瓜就是聪明,只要他一来闲聊,女出纳就对他说:财务室要进行查账了,你下次再来…

我对我战友说:你就别自讨没趣了,人家根本就没看上你!何况追女孩子光靠聊天是没有用的,你需要制造点惊喜,让她对你加深印象才行。

这小子没有回我话,只是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接下来我战友开始疯狂的对她展开了攻势,又是请她吃饭,又是送她回家,没事儿还送她一束玫瑰花…可是这女出纳始终对他不冷不热的,用我战友的话讲:她这是二分钱的水萝卜,还拿一把。

有一天,军务股组织全体机关人员在办公楼前检查军容风纪,由于是突击检查,女出纳穿了一双地方的高跟鞋就站在了队伍里。脚上的鞋和部队的制式皮鞋很像,军裤还遮住了脚面,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我一看我哥们儿的机会来了,当他检查到我面前时,我给他使了个眼色,小声对他说:她的鞋有问题,你可要把握好机会呦!

我战友抿着嘴,冲我眨了一下眼睛,似乎在告诉我,明白了,看我的!

我战友走到了女出纳的面前,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我在旁边看见都想乐,心想,这小子装的还挺像!只听见我战友郑重其事的对她说:请你把裤腿拽起来…女出纳羞红了脸对他说:干什么?我没有穿军袜,也违反规定吗?

只见我哥们儿伸手拽了一下她的裤腿,严肃的对她说:我不是检查你穿没穿军袜,而是你没有穿制式皮鞋,违反了着装规定,等着通报批评吧!

我在旁边看着这个着急呀!队伍解散后,我把他拽到一边对他说:大哥,你是吃错药了吧!你的智商是二手的,你的情商是九手的吗?我刚才是想提醒你,只要让她知道你是假装没看见就行了,谁让你纠她了?

我战友一本正经的对我说:不行!工作是工作,这是两码事,也不能惯她这毛病,我就想让她知道,我是个有责任心的军人!

我苦笑了一下:好吧,就你这木鱼脑袋,责任心有了,媳妇儿却没了…

一段时间,我再没有过问他俩的事儿。可没过多久,有一天我在机关灶正吃午饭,一抬头居然看见他俩坐在了一起。我小心翼翼的观察着,女出纳还从自己的餐盘里给我战友夹菜,这一举动让我大惑不解!心想,这小子真是个高手啊,这又使了什么手段能让出纳员对他另眼相看、投怀送抱的呢?

午休的时候,我来到他的宿舍,开门见山的问他:兄弟,没想到你手段挺高啊!我本以为你俩没戏,说说吧,什么时候你俩走到一起的?

我战友笑着对我说:那次军容风纪检查,我不是给她下通报了吗,之后我又找了她…我对她说: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工作上的事不能马虎,更不能作弊,否则别人怎么看我?干军务本身就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事,你可以对我有成见,也可以拒绝我对你的追求,但不能改变我对这件事儿的态度!

那她怎么说?我迫不及待的问道!

他诡异的朝我一笑说:你说呢?有些话不用多说,主要的是看结果。

我看着他一脸幸福的样子,笑着对他说:你小子学过孙子兵法吧?女孩儿都喜欢责任心强的男人,这招爱情式的“欲擒故纵”用的真妙。不过你也得感谢我,没有我的抛砖引玉,你又何尝能抱得美人归。我告诉你,今晚你得请我吃饭,我跟她可在一个部门,你的老底儿我全都知道,兄弟可就是用来出卖滴…

两年后,他俩步入了结婚的殿堂,他俩的婚礼可把我累够呛,不过看到他俩修成了正果,我也很开心。现如今,他俩都选择了自主择业,一起回到了男方的老家,虽然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不过我还会衷心的祝福这两位老战友:永远的幸福、安康。

南京失守后,日军除去第六师团,又从台湾调来五个大队、一个炮兵中队驻军,组成所谓“波田支队”,沿着长江发起进攻。在攻克安庆、潜山等目标后,鬼子们面对的是另一个难题:马当。

马当能成为难题,是因为它在长江边长了一座山,山峰插进水里,硬生生把江面隔成不到五百米的一个大弯,水流十分湍急。蒋介石知道日本海军厉害,早就花大力气在江面上筑起拦截线,同时利用地形,往两侧山峰布下大量碉堡、炮台,并修建了坚固堡垒,从陆地一侧拱卫江面。

从理论上讲,委员长的防御工事是做得相当合格的,兵力部署也非常到位。几个小小的要塞,他竟然派出一个军防守,为了防止陆军对水战不熟,还专门安排海军陆战队配合,水陆共进,挡住咄咄逼人的日军。

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只有结果不正常。在并不漫长的民国军事史里,向来都是奇葩倍出,没有最雷人、只有更雷人,马当的守军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负责防守要塞的最高指挥官是十六军军长李韫珩,在多年以前,他还有一个身份,叫保定军校教官。

当教官其实没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李教官离职多年,却想再过一把当老师的瘾,于是下令举办一场军政培训班,所有地方干部(主要是乡长保长)和军队里连排长必须报到,听李司令给他们讲课。

十六军收到命令的时候,日军正在对岸天天点火放烟,飞机不停地侦察照相,随时可能发起突袭。可是李司令兴致极好,硬是逼得大家全都放下手头的事情,成群结队地离开岗位,来听他讲军政大略,唯一不给面子的是海军陆战队,对方缺勤的理由也很简单,敌情紧张,没时间。

一个是陆军,一个是海军,两家系统不一样,李韫珩只好皱皱眉头,放任陆战队在碉堡里喝风,独自对着陆军侃大山。毕竟是堂堂军长,号召力十分强大,除了手上那帮小军官外,连当地的保长、乡长也没放过,全部叫来陪李军长过瘾。

李韫珩神气活现地给部下吹牛,海军陆战队神经质地对着江面警戒,对面的日本人却很悠闲,很多天过去了,一点动静也没有。李韫珩非常得意,在他看来,前沿地形险要,江防万无一失,完全可以忙里偷闲,好好体验当年做教官的感觉。

海军陆战队警惕性极高,每天都要联络香山的陆军兄弟,确认平安无事。这一天清晨,他们发现出了小小的意外:同陆军的联络中断了。

陆战队们不敢怠慢,马上派人去侦察,很快就得到消息,电话那头的友军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批正在登陆的鬼子。

他们赶紧给司令部打电话,报告这个惊人的消息。

司令部的电话倒是没有中断,可是传来的消息却更加哭笑不得。原来李军长的培训班今天毕业,大小军政长官都要参加毕业典礼,那个年代又没有手机,所以联系不上,请陆战队稍安勿躁,等长官回来后再处理。

为了参加他的典礼,一整个团的军官都去吃饭了,留守的只有一帮小兵,还是以新兵为主。失去指挥的小兵自然不懂怎么反登陆,看到日军凶神恶煞地冲过来,扔下枪就往后跑,鬼子还没冲进工事,整个香山阵地已经沦陷

确认香山已经沦陷后,李军长终于清醒过来。为了救急,他派出了整整一个师的部队,前往长山支援。根据他的估计,长山的陆战队有要塞掩护,登陆的日军立足不稳,只要他的师及时赶到,前后夹击之下肯定能击退敌军,弥补自已乱开培训班的过失。

派出去的援军全副武装地出发了,领头的指挥官叫薛蔚英。

薛蔚英,一六七师少将师长,黄埔一期毕业生。

作为正规军校高材生,薛师长头脑灵活,军部的命令是立即增援,李师长的命令却变成了立即走小路增援,理由是防止日军在大路上拦截。成千上万人带着装备辎重,蜂拥在小路上行军,即使没有拦截,自已也能把自已堵死。薛蔚英的参谋长还算明白,赶紧提醒师座,并友情提示,最好能请示一下上级。没想到薛师长水平不高,脾气却不小,回头瞪了一眼说,什么都要请示,还要我们干什么?!

结果167师在山里转了两天,一直等到的长山已经完全陷落,才慢吞吞地从山口里爬出来,“全速”增援。

六月二十六号,日军正式攻克长山,国军不惜血本建起来的马当要塞土崩瓦解,日军完全打开了长江航道,沿路畅通无阻。听到这个消息,蒋介石气得七窍生烟,在他的亲自关心下,马当要塞相关责任人都受到追究,喜欢当老师的李韫珩自然没有好果子,被撤职查办、下岗回家,而喜欢走小路的薛蔚英则上了军事法庭。一个多月后,他终于不用考虑走哪条路的问题了,委员长替他选了一条路,一条彻底解决人生疑难的黄泉路:枪毙。

革命战争时期彭德怀与林彪之比较

         (文章原创,转载注明)

一、出身经历。二人都是军校科班出身。1922年,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回湘军任排长、连长、营长。林彪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也是从排、连长干起的。彭出身湖南农村贫寒家庭,基本没上过学,知识功底是多是从军后自学成才。林则出身于湖北农村比较富裕家庭,自幼读私塾,后来又读过林育南(林彪的堂兄)、恽代英创办的新式学校,可以说文化底蕴比较深厚,能填古诗词。林彪的黄埔军校经历,为他打下了军事素养的基础,也利于他后来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抗战时期,同黄埔校长蒋介石打交道,毛泽东往往让周恩来带着林彪一起去,原因很简单,至少熟人见面好说话嘛。

二、文化底蕴。由于读书多少的原因,也由于家庭出身不同以及青少年时期的不同经历,二人除了共同的“救国救民”的热血情怀外,彭更多的是古代英雄的侠义和粗犷,而林则具有某种程度上传统的儒雅和严谨。

三、性格处事。由于文化底蕴的差异,二人的性格也非常不同。彭坦荡直率,性如烈火,林则深沉内敛,沉默寡言。苏区红军时期,二人同为红军著名战将,彭话语脸上藏不住事儿,林则扑腾着眼睛好寻思事儿。当彭破口大骂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崽卖爷田不心疼”的时候,林则对教条主义中央领导嘟嘟囔囔地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你们从上海跑到这山沟里干什么”。当苏区根据地连续丧师失地的时候,彭在阵地上感慨地说,“还是老毛指挥的好啊”;林则抽空就去看望一下坐了冷板凳的毛主席,还顺便带去一包缴获的香烟,并虚心地向老领导汇报和请教。当军情紧急的时候,彭怒吼,“拿不下阵地,我杀你的头”;林则说,“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

四、作战特点。这一点不少网友多有讨论。可以这样说,二人在大的战略方面都是超一流的,都具有高度灵活机动的战术素养。二人都善于打运动战、伏击战,二人互相佩服。由于个人性格和经历的不同,二人指挥作战还是各有特点的。彭果断、勇猛,善于、敢于打大仗、硬仗、恶仗,甚至在绝境中也能绝地反击。“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不仅仅是伟人的诗歌描绘,更是人民军队战争史的生动写照!林则从他的黄埔教官那里学会的诸如制图、武器、地形、天气、后勤、士气、敌我力量的对比等细节出发,长于“精打细算”,算不透,没八成胜算他是一般不下最后决心的。这也许能解释他在朝战中为什么反对出兵,因为他算来算去“不占便宜”,“没胜算”。

五、军功伯仲。二人在人民军队的革命战争历史中——

赫赫战功,难分伯仲。

(书屋主人,研究历史,文章原创,以文会友)

【诗与史的结合之“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从诗中看毛泽东的人民军队建设思想】

1,毛主席的诗词是艺术是历史,也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展现。之前我解读了他的《清平乐+蒋桂战争》的上阙,现在解读下阕中的“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这两句。

2,1929年一月,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的汇剿,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率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向赣南运动。途中他通过国民党的报纸,判断出蒋桂战争即将爆发,于是“红旗跃过汀江”向闽西发展扩红,壮大力量。

3,但这时在红四军中还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观点,尤其围绕着军队如何接受党的领导、人民军队应该怎样发展壮大等根本问题,即便在毛主席、朱德同志、陈毅同志、三把手刘安恭等高层人物中间还有着分歧。简单的说,朱德同志有些单纯军事观点,陈毅同志有些“八面美人”,刘安恭因为是刚从苏联军校学成回国,有些洋教条。由于领导层的分歧,加上红四军下山后一度发展不顺,竟至在红四军的“七大”上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毛主席只好离开红四军,前往闽西地区指导地方工作。那么具体指导什么工作呢?就是“分田分地真忙”的土地革命。

4,在毛主席看来,红四军绝不是一支单纯负责打仗的人民军队,还要负责宣传革命的道理(好比嘴巴),还要能组织生产发展生产(好比手和肚子,打土豪分田地),还要开创革命根据地(好比屁股,总要坐下来歇一歇)。所以人民军队参加的革命就不是旧式军队那样走街过府,打到哪里吃到哪里。它参加的是土地革命,为劳苦大众打天下争利益,中国的国情就是只有进行土地革命,分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劳动人民所有,是它的必经之路。

5,这里要多说一句,毛主席最后一次参加老同志的追悼会就是在陈毅同志的告别仪式上。毛主席对陈毅的夫人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因为那时还处在文革,陈毅同志尚有文革特定的待罪之身,张茜含泪对毛主席说:陈毅曾经反对过主席。就是指红四军七大上的这件事。其实毛主席和朱德陈毅等早在古田会议上互相谅解认识一致了,朱德陈毅对毛主席的战争观、军队建设和战略战术心悦诚服。

1928一1936年,陈济棠主政广东,是广东在民国年间最太平最辉煌的时期。

但四邑人不能忘记这段历史: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后,粤军第十三师留守广东,驻防四邑西江。时十三师师长徐景唐(东莞人)副师长李江(台山人),参谋长余华沐(台山人)。鉴于当时土匪猖獗,四邑匪患已历时十余年,海内外邑人对此怨言不断,却又无能为力。如新宁铁路的旅客屡遇土匪掳掠,台山广海城竟被陈祝三匪帮洗劫一空,大隆洞附近乡村无一幸免。自十三师驻守四邑后,四邑乡民及华侨便积极捐资以助徐将军剿匪。加上十三师许多官兵出自四邑,彼皆认为守土有责,不能坐视不管。于是,徐将军调派所属的第三十九团团长谭邃(开平人保定军校毕业)率领全团,深入新会县猪头山及台山县古兜山,直捣土匪巢穴,先后歼灭土匪1300余人,诱擒了著名的女匪“单眼英”。

此后,四邑太平,在陈济棠主政广东的期间,台山、开平华侨纷纷汇款回乡置田建宅。台开乡村的洋楼、碉楼也在这一时期,广泛兴建。据有关资料记载,1929年以前,台山每年的侨汇在1000万美元以上,占当年全国侨汇总数的1/8(全国每年8100多万美元);1930-1937年猛增至3000万美元,几乎占全国侨汇总数(9500万美元)的1/3。至今,散落在台山,开平各处乡村洋楼、碉楼,已成为江门侨乡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她凝聚着人们的记忆,为世界留下了丰富的文物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