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前后，四名台湾“省工委”领导人相继被捕后，在国民党内部对于四人杀议，可谓蛙声一片。

谷正文却说：如果把“肃谍”工作看成是一盘棋，棋下到这里，输贏已成定局，剩下的棋子怎么折腾也只是残局了。既然如此，何不放他们一条生路；实在留不住的，以后下手也不迟。

毛人凤认可了谷正文的想法，批了八个字：“化敌为友，借敌歼敌。”毛人凤的这番见解受到蒋介石的首肯，谷正文便着手策划四人“自新”。

1950年4月的一个中午，谷正文在外面餐馆叫了一桌酒菜，说是请四人吃饭。酒过一巡后，谷正文打破了沉默，说道:“早年我也参加过共产党，贵党不是喜欢开民主生活会吗?那现在也开一个，你们检讨检讨为什么失败。”

一阵死寂后，“民主生活会”上的矛头都冲着书记蔡孝乾而去：

工作作风的轻浮、独裁、骄横……

打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台代表处”招牌的用心何在……

侵吞华东局给予的一万美金的经费……

四处炫耀其“台共”最高负责人的身份，恨不能在全岛的富人里而告之……

诱奸14岁的小姨子……

几乎天天在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在名酒家山水亭吃饭、在永乐町看戏……

说着说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当场哭了起来，呜咽道:“我们的失败，都是蔡孝乾你一个人造成的!”

武装工作部长张志忠也指着蔡孝干，拍桌大骂，杯盘欲裂:“早知有今日，老子真该先一枪毙了你!”

这顿饭后，过去总是口若悬河的蔡孝乾变得沉默寡言、画地为牢。每天，他只在囚室里按谷正文给他的大纲写自白书，这些手稿后来在保密局档案库里堆有半人高。随着他提供的线索，前后有400多人被捕。

看守所里，几乎只要听到他的动静，便会响起形形色色的漫骂声。一天开饭时，谷正文亲耳听到，即使隔着看守所几十米的长廊，另一头的囚室里也有人吼着：“蔡孝乾，你不要再害人了，你一吃好的，就又要死人啰！”

见蔡孝乾整日不说话，目光游移不定，像总在躲闪什么，神智也有些恍惚，狱医官怀疑他是否脑袋里出了什么问题，便送他去台大医院精神科住院检查，一去便是七个月，一直住到谷正文耐不住性子，跑到医院去找他。

谷正文见到蔡孝乾住院期间，病房墙角又多了一大堆自白书，便于三天之后，从外岛管训队把蔡的小姨子巧巧调回了台北。

据谷正文后来回忆，与四人的交手印象里，陈泽民温文儒雅，软中有硬；宣传部长洪幼樵好学深思，审时度势；蔡孝乾人品低劣，虚伪，完全没有信仰。谷正文评价最高的，是后来仍被判死刑的张志忠。

张志忠，台湾彰化人。1928年，他去了厦门，当时红军刚打下漳州，他就参加了红军，后来去江西，并参加了长征。抗战胜利后，他被分发台湾工作。

蔡孝乾久经长征及对日抗战，吃尽苦头，故返台后即生活腐化，思想动摇，失去领导能力。张志忠则不同，他坚持武装斗争作风，搜罗前“二二八”逃亡人士，成立多处武装基地。

据谷正文后来回忆说，张志忠因与蔡孝乾不和，被捕后透露了蔡的行踪，导致蔡第二次被捕。

但是，张志忠并没出卖组织，宁死不屈。可引为佐证的有高文章的回忆。高当年参加台湾民主同盟，被判刑十年，当时也在保密局看守所拘押。

高文章回忆说：“在保密局隔壁一号房关有张志忠，他被特务刑求后会敲墙壁告诉我，不要随便认罪，一认罪后，必死无疑。当局要他自新，他不肯。我记得十月一日那天，他还高唱:起来!我们不要做奴隶……后来被带去枪毙。”

此外，曾做过“台湾省工委会学委会”书记的吴克泰，于“二二八事变”后逃往大陆，担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他在晚年回忆文章里，也认定张志忠是台湾地下党的铁汉。据说，甚至蒋经国亲自到保密局监牢多次劝降，张志忠不为所动，只求速死。

1954年3月16日，张志忠夫妇被绑赴北马场町，英勇就义。经多年核实，1998年1月，大陆有关部门追认张志忠为烈士。

陈泽民、洪幼樵二人则叛变，出狱后同时晋升上校，任保密局“匪情”研究员，直到退休。

蔡孝乾叛变后则加入了国民党，亦任保密局“匪情”研究员，及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1956年起，蔡转任“国防部”情报部研究室少将衔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査局副局长。1982年10月，蔡孝乾病死在台北。

1949年12月的一天，身穿国民党中将军服的吴石，在他台湾的书房里，接待了一位身着旗袍的中年妇女，并从这名中年妇女的手中接过了一封密信。这名中年妇女名叫朱枫，是中共华东局派到台湾与吴石联系的情报人员。吴石接过密信后，转身从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小圆铁盒，郑重地交到了朱枫的手中，并说道：“朱枫同志，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望你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大陆！”

3天后，朱枫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台湾基隆港码头，把这一重要情报交给一位往返台湾、香港的海员大副手中，此人正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的特别交通员。很快，这一情报便通过秘密渠道交到了毛泽东的手中。当毛泽东听说这一情报是经一位潜伏在台湾的女共产党员从一位国民党高官那里取回的时候，当即对众人嘱咐道：“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呦！”并挥毫写下了一首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吴石与朱枫的英雄事迹就是电视剧《潜伏》背后的真实故事。吴石，1895年出生于福建闽侯县，辛亥革命后，吴石投笔从戎，毅然参加了北伐学生军。之后，吴石先后在保定军官学校、日本炮兵学校、日本陆军大学等军校学习，成为了一位国民党军界内公认的“日本通”。

留日归来后，吴石在陆军大学任教多年，许多国民党内的军事将领都是他的得意门生。抗战爆发后，吴石凭借其对日本的多年研究，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军事参考意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吴石对国民党内的黑暗、腐败愈发失望，开始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

当吴石得知他的老乡吴仲禧是中共地下党员后，便开始通过他给共产党提供情报。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以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身份，被派往徐州“剿总”司令部。当时，担任徐州“剿总”参谋长的李树正是吴石的学生，吴仲禧正是拿着吴石的书信，得到了李树正的信任，并探知了国民党军的部署情况，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做了贡献。1949年5月，还是借助吴石提供的情报，解放军才得以迅速入闽，并解放了泉州、厦门等福建沿海城市。

1949年7月，蒋介石任命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并催促其尽快赴台。当时，吴石完全可以亮明身份，选择留在大陆为共产党效力，但他最后还是去了台湾，继续过他那危险而又紧张的潜伏生活。用吴石的话来说：“我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得了什么？”

在台湾负责与吴石联系的朱枫，1905年出生于浙江镇海的一个富商家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朱枫依然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抗日战争爆发后，朱枫潜伏敌后，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通风报信。1944年，朱枫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10月金门战役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尽快派人前往台湾搜集军事情报，为解放台湾做好准备。经中共华东局领导研究后认为，朱枫是赴台的理想人选，因为她多年来一直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另外朱枫前亡夫的女儿陈莲芳在台湾保密局工作，朱枫以探望继女的名义赴台，可以打消国民党的特务的防备，并且有这一背景做掩护，她暴露的风险也会很小。

但此时朱枫已经潜伏敌后，出生入死十余年了，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相关领导实在不忍心让她继续去冒险了。然而，当朱枫得知此事后，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只身一人前往了台湾。

在台湾知道朱枫真实身份的只有两人，一人是中共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干，另一人就是“密使一号”吴石。1950年2月2日，就在朱枫按照指示，准备返回大陆之际，蔡孝干突然被捕，随即就供出了她。危急时刻，吴石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将她送到了国民党占领的舟山。

由于没有抓到朱枫，蔡孝干便又供出了吴石。国民党特务迅速对吴石家展开了搜查，很快就找到了他签发给朱枫的那张通行证的存根。蒋介石得知此事后，极为震怒，当即下令逮捕吴石。很快，朱枫也被国民党特务从舟山抓回台湾。

1950年6月10日，吴石与朱枫、陈宝仓、聂曦等人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临行前，吴石吟诵了他的狱中作的一首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而朱枫在临行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新中国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