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利反清
苏利(1614-1664)，俗称苏六、苏阿六，绰号“苏大肚”。广东省海丰县碣石卫城人、原籍惠来县神泉北门。明清鼎革之际，他既是出入闽粵大洋风浪的著名大海盗，又是海上商贸走私集团的头子，也是割据海陆惠沿海一带的政治军事集团领。割据碣石卫长达二十多年，与大埔三河坝吴六奇、海山朱阿尧、饶平黄岗黄海如、澄海南洋许龙等五个武装集团，被民间合称为明末粵东“乱潮”之五虎。
1645年秋苏利奉南明政权为正朔，被永历帝授为将军，令其驱逐海丰县城清势力。于是，红头军以恢复明朝正统地位为名，礼请天启丁卯科举人林呈样为军师，驾驶多艘战船顺长沙湾溯溪而上，沿途分发反清檄文，树立会杀鞑官的旗号，意图攻占海丰县城恢复明政权。虽最终被击退，但他的政权和军队及其家眷仍然保持着中华民族的衣冠和礼俗习惯。1650初，平南王尚可喜率大军南下韶州。十一月，因顾虑郑成功武装集团吞并其地盘和队伍，苏利偕好友南澳总兵吴六奇赴省城向尚可喜投诚，企图借助清朝势力与郑成功对抗。清廷也为了腾出手来对付郑成功，出于羁糜苏利的军事目的，授予他为碣石副将衔左都督，允许其继续盘踞碣石卫城。
1653年，潮州总兵郝尚久在城内倒戈树起反清的旗帜，下令剪辫易服。苏利奉檄率部离开碣石卫城，随靖南王耿继茂讨伐郝尚久。 清廷遂以“忘身尽职”之评恰、授他碣石卫总兵官之衔。 虽然苏利在政治上投降了清朝，但在军事上保持独立性，拒不剃发，依然穿着明代的服饰。他长期盘踞石桥场，抽取沿海盐税作为军费，形成为一方割据势力。
清康熙二年(1663)十ー月、朝廷在海丰实施迁界令，催促他率军迁入内地。他恐怕沿海根基一失，必将为朝廷所殄灭。于是他毅然率领碣石水军起兵反清，檄令驻龙江部将郑三、驻靖海部将陈烟鸿、驻神泉部将余煌等一起抗迁。 八月初七日，尚可喜与广东提督、总兵等统兵数万人，抵大安与征南将军王国光会师。翌日尚可喜下令以王国光为主将，以熟悉地形的当地将领高亮福、高亮祯兄弟为先锋，一战便擒斩苏利，俘获苏利手下万余人，一举攻下碣石卫，荡平苏利巢寨，大获全胜。
苏利是历史上毁誉参半的传奇人物，他出身于草莽，成名后率众投降清廷，阻击郑成功的勤王义军，郑师嘲讥其为“苏贼”“苏逆”，后期苏利与“抗迁”的沿海民众一道被清廷王师训斥为“苏逆”。但当时，饱受迁界之苦的东南沿海百姓倒十分拥戴他，亲切呼他和他的党徒为“老苏兵”！
崇祯死前到底有没有3700万内帑？
这事估计能确定。主流的说法是：崇祯的内帑，白银3700万两，黄金150万两。珠玉宝玩无数。
我们先看相关的史料。
赵士锦：《甲申纪事》说，内库“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说：“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其在户部者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而已。”明朝兵部职方司郎中的张正声说，“李自成括内库银九千几百万，金半之”（见《二素纪事》）。
这些是来自直接当事人或者间接当事人的记载。
现代的明史专家如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秦晖的《鼎革之际》樊树志的《明史讲稿》陈梧桐,彭勇的《明史十讲》等几乎所有专家也引用了以上信源。
还有一些局外人的记载。
淡迁在《国榷》里写道：
“癸酉，贼尽驱金宝以入秦，驱骡马千计，括各库金共三千七百万有奇。制将军罗戴恩以万骑护之而西。初，户部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有奇，而大内旧藏黄金四十余窖，内监皆畏先帝，不以闻。”
淡迁认为崇祯可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钱。
辩护的声音也有
《明史》最喜欢替崇祯辩护。《明史》推理认为“悉熔所拷、索金及宫中帑藏、器皿。《明史》认为是李自成一半真钱，一半是把金属熔了，冒充有7千万之巨。
王世德《崇祯遗录》所说：“乌有所谓十余库基金者？而纷纷谓上好聚敛，内帑不轻发，其不冤哉？”。这是本很出名的野史，为崇祯和皇亲国戚太监辩护的名著。没拿出任何证据，就是依常理叫了一声冤。
但亡国之君真的能以常理来思考吗？我们还是换个视角，来看看北京城当时的情况
一起聚焦到李自成的追赃助饷
他号称北京城总计缴获了7000万以上的白银。李自成入京是来做皇帝的。他期望在祥和的氛围中登临大宝。因此花了不少的心思和政策稳定北京的旧政权人员。他需要北京本地的知识分子和原班人员，帮他发声，包括上表劝进。
说这个前提，是想讲明白，李自成并没有对京官们实施黄巢式的、洪秀全式的疯狗策略。
根据《甲申核真略》，“其输饷之数，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各以千计。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
基本就是按品级收钱，对皇亲国戚、开国大臣之后就是直接灭族抄家。
实际上，多数京官并不不富裕，他们来财的渠道单一，平时靠吃地方官的油水，根本交不起这个钱。比如文官里拿钱较多的大学士陈演，四万两白银。
刘宗敏一看情况不如意，就大面积的用刑逼财，弄死了不少官员，去抄家也没有多大的收获。比如国子监祭酒孙从度，活活被打死，他的妻子十指皆断，最后也死了，一共就弄了400两。后来据说从他亲家处弄了7千。御史曹溶上了刑后都只有250两，他还是因为认识李闯军中的军官才没被打死。
这样的政策在北京大概执行了10天时间，李自成察觉后彻底叫停。他自己则连连的去安抚降臣。有几个人联合起来主动交了5千两，李自成非常高兴，还亲自接待了其中一名叫梁兆阳的。
从当时情况基本可以判断。李自成从整个北京城新缴获7000万以上的白银，即使有一半的水份。大头也绝无可能出自所谓的京官。皇亲国戚、开国之臣们传家多年，再加上太监头目，他们的累积肯定多，但也没有任何记载显示某一家抄出几百万上千万的。文武官员们对比之下就更少了，最多的就是十来万。因此，7000万之数，中间的大头，只能是来自内帑。何况内帑之说有史料支持，涉及到的有人证、物证和间接的证明。
我们回头复盘：
从嘉靖这一脉开始，他们的传家技能就是从天下敛财到自己内库。包括低调的穆宗。嘉靖万历是最疯狂的。天启时魏忠贤当国，有传闻他富可敌国，抄家时却又无明细。魏忠贤生前死后的搅动的全国财富，和他朱家人的内帑必然是脱不了干系的。
至于崇祯，这种具有典型分裂人格的末代帝皇，太有潜质表现什么叫制度的惯性，什么叫人性和基因的惯性了。帝皇之家，亡国之君，本来就不能简单用常理来推断。只有不合常理，才是亡囯的常理。
试想秦二世、汉哀帝、隋炀帝，宋徽宗、慈禧，哪一个不是疯狂汲取天下，极度利已，极度薄天下。胡乱的输出眼花撩乱。
崇祯比他们更分裂，更勤奋。
崇祯元年，边关哗变。所有大臣都求内帑的时候，崇祯怀疑是边将想贪墨他的私财，不予答应。
到了崇祯十七年，李自成都到了北京城外了，崇祯还在朝臣中逼捐。他认为大明二百多年，怎么可能会现在灭亡，他上位后一直陷在极端的自我认知中。
再看，他杀袁崇焕就合常理吗？17年内换50个首辅、杀7个封疆大吏，11个巡抚就合常理吗？
张岱在《石贵书后集》里说，我先帝什么都好，我巴不得和他同死。就是两件，一是过份的吝爱宫中内帑，导致天下将士多年无饷。二是刻于治财，刻于用人。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迄无一用。
下位者，通常是没办法去共情共鸣剥削顶层者的思维。这也是我们有时候为什么需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帮忙了。
王铎 《为苗胙土作文语轴》
立轴 水墨绫本 187×51cm
著录：
1.薛龙春：《工具、材料与王铎的书作》，《故宫学术季刊》，第33卷第3期，故宫博物院，2016年。
2.薛龙春：《王铎年谱长编》，第二册，第695页，中华书局，2020年。
说明：
1.上款人苗胙土（1589-1646），字叔康，号晋侯，山西泽州（今晋城）人，明末清初政治人物，天启壬戌进士，官至郧阳抚治。明亡仕清，再任南赣巡抚。《清史列传》卷七十九有传，此不录。依据薛龙春《王铎年谱长编》，苗氏与王铎相识在1640年。本件行书文语作于1641年，约此际有书与苗氏，讨论书画鉴别及园艺种植诸事，详见《长编》第二册，页657及695。
2.辛冠洁旧藏。辛冠洁（1922-？），名在清，山东章丘人。早年参加革命，初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做青年工作，曾任中、苏、英、法、美五强首脑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顾问。后从事新闻、宣传、外事、学术研究工作，晚年离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爱好古籍文物收藏与鉴赏，对善本古籍，名家书画及青铜器、陶瓷器、瓢器和竹木雕艺术品收藏颇丰。
本件《为苗胙土作文语轴》作于1641年，这一年，王铎留下一段著名的书学论述，成为后人研究王铎书法的重要线索：
“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如作诗文，有法而后合，所谓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如琴棋之有谱。然观诗之《风》、《雅》、《颂》，文之夏、商、周、秦、汉，亦可知矣。故善师古者，不离古、不泥古。必置古不言者，不过文其不学耳。”（《琅琊馆帖》跋，1641年，50岁）
诚然，王铎的书法诞生于明代晚期复古运动的大潮中，见证了朝代的鼎革和文学艺术风气的变迁。这一时期，秦汉经赋、唐代诗歌、魏晋典籍等诸多宋代以前的文化传统备受推崇和复兴，复古的倡导者们认为：从宋代开始，哲学中衍生出的新儒学已将文学和艺术作为政治的工具、伦理道德的附庸，使得文学与艺术的创造力长期被官方意识所压制并导致衰落。
在文化复古的风潮中，作为书法家的王铎“不离古、不泥古”，极大限度地在传统风格中融入个人的意志和情感，从而避免了对古代经典的机械模仿。大致上说，王铎所“复”的“古”主要指东晋王羲之、王献之所代表的“正统”书风。